农奴制改革之后，由于受到西欧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把社会主义作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俄罗斯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在于实践，首要的是解放农民，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形成民粹主义。德意志著名学者阿·卡茨格乌兹男爵在游历俄罗斯后，于1843年出版了关于俄国村社的专著，这部著作深刻地影响了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坚信，村社能够使俄国避免西欧资本主义血与火的痛苦煎熬。

首先，民粹主义提出通过村社形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案，至今仍有常思常新的理论价值。这涉及立论的前提，农村公社是不是俄罗斯独有的特殊性，古代社会是否还有类似现象。对此，马克思做出了科学的解答：“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1]马克思认为，俄国村社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劳动与分工的原始形式，西欧生产形式亦可前溯至此，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地域，农村公社也会自然地步入前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生产形态。资本主义现代化把传统的依托——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统统予以解构，还把前现代的社会纽带——宗法性的自然关系予以拆解。

村社被民粹主义用作解决资本主义弊病、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载体，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工具，需要满足一系列充分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的满足，又是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所无法提供的。

村社“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得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经典作家在这里为村社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规定内部与外部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些要件缺一不可。否则，这种超越将产生灾难深重的历史悲剧，俄罗斯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需要的大工业生产力，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后和最高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是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3]经典作家与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在村社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经典作家为村社超越资本主义，规定了充分必要条件，而民粹主义从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角度出发，盲目肯定村社作用。经典作家一方面指出：“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4]另一方面，经典作家否定村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性，指出：“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社会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最独特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5]经典作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社原则管理大工业呢?”^[6]经典作家的结论是：“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7]

民粹主义把村社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载体，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马克思指出：“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8]农奴制改革的双重悖论性取向，使得“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9]。马克思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困境的根源：封建主义宗法制超经济强制性的灾难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灾难，同时压在绝大多数人民头上。经典作家寄希望于在俄罗斯发生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法兰西式革命，“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然而它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10]。

村社作为俄罗斯的社会建制特质，经典作家予以的关注是超乎寻常的，对其做出的具体判断却是十分谨慎的。马克思在致俄国民粹主义女革命家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证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证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所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1]马克思在这里并未改变经典作家关于村社的结论性看法，而是说利用村社的形式，消除掉以宗法集权主义为核心的前资本主义形态对它的“破坏性影响”，并且保证它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前提下，村社有可能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载体。

“米尔”是村社的俄文口语称谓。民粹主义者认为，米尔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民粹主义者阿·普·夏波夫写道：“古老的、不朽的、永恒的农民米尔，即整个俄国米尔的支柱是我们自我发展的本原和初型。……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米尔的联合、接近与和解的精神，只需要米尔的会议和协商的精神，只需要米尔的主动精神和米尔的连环保精神……”^[12]由人民至上的民粹主义蜕变为文化至上的民粹主义。村社是前资本主义宗法制的基层建构，是文化民粹主义坚持俄罗斯特质的精神载体。村社已不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在文化民粹主义话语中，承载着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语境。早期的普列汉诺夫信奉民粹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倒退，村社是俄国消灭专制制度后，超越资本主义，跃迁到社会主义的现实载体。他从民粹主义立场出发，质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学说。普列汉诺夫这篇写于1879年民粹主义运动高潮期间的著作，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否定性前提。普列汉诺夫这时代表了民粹派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既然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否定性替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否定性替代，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传统村社这种传统载体，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灾难。应当说，这种设想的人文关怀是正当的，但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能够人为的省略的，这是世界历史的史实性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民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资源，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古风遗存，是一种纯粹的真善美的统一体的“托古幽思”，是民粹派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语境，民俗学与人类学的考证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民粹主义神化土地与人民，圣化古风，在深化臆造中设计超越资本主义的捷径。

如何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痼疾，米哈伊洛夫斯基给出一剂传统宗法式生产消费组织形式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同大多数人的需要的这种不相适应，对于居民和整个国家有可能造成有害的后果，以致除了以下的办法外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依靠从过去的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来停止摧毁我国数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直接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工具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以便消除正在威胁准备走上放弃’自身福利的‘古老’根基的‘道路的那些人民的危险’，集中全副力量把农业和加工工业统一在直接生产者的手里，但不是在分散的小生产单位的基础上的统一，……而是在公共的、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基础上的统一，这种大生产将建立在自由发展社会生产力、应用科学和技术并旨在满足真正的需要和为全体居民谋福利的基础上。”^[13]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明确否认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性。民粹主义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运用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引证大量经济统计数据，论证俄罗斯特质，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援引丹尼尔逊的论点，说：“他的结论同我的结论相一致，……他的研究结果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布下的罗网的广泛性和巩固性表示怀疑，那么这就十分有力地证明，所谓一切民族的工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本人假如着手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进行研究的话，也不可能选择更好的研究方法，并且也未必会比本文作者研究得更加透彻。”^[14]民粹主义制造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神话，并沉溺于这个神话之中。

民粹主义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纲领。民粹主义政党——民意党在其《工人党员纲领》中宣布：“国家制度应建立在所有村社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之上。每个村社在处理内部事务方面享有充分的独立的自由。村社的每个成员在信仰和个人生活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变成暴力侵犯本村社的其他成员或其他村社的成员时才会受到限制。”^[15]村社被民粹主义者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政权结构性基础，民意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政治结构变革思想：“用人民政权来取代俄国的沙皇政权，即政府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自己可以任命和撤换代表;选举时人民详细地指示代表们应当做什么，并要求他们汇报自己的活动。按照居民的生活特点和生活条件，俄罗斯国家划分成一些在内部事务方面各自独立的州，这些州联合成一个全俄罗斯联盟。州内事务由州执行委员会管理，全国事务由联盟政府管理。用暴力强行并入沙皇俄国的各个民族，有脱离或留在全俄罗斯联盟内的自由。”^[16]民粹派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人民性民族联盟国家政权思想和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的主张，这是超前性思维的结晶，是民粹主义思想在现代世界中具有恒久魅力的闪光点。民粹主义主张的人民至上、人民联盟国家、民族自决至上等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华彩思想，是人类精神宝库的瑰宝。人们可以不同意民粹主义具体的论断，但如果连民粹主义的人民至上的人文关怀取向也予否定的话，就彻底地站到专制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立场上去了。这是区别学术立场与人文立场的试金石。人民性民族联盟国家在20世纪的俄罗斯大地上终于出现了，但只是徒具形式，在它开始向着实质性内涵自我变革时轰然解体。因为这个联盟的基本价值取向，不是人民至上。

在社会经济领域，民粹主义强调：“制度的变革应当使生活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制度。”^[17]民粹主义的传统理念不是拒绝大工业，而是以公社为核心的，实现社会生活公社化，其基础是农业与工业中的公社建制：“村社(村庄、农村、城郊、工厂劳动组合等)在全体大会上决定自己的事务，并通过选举出来的负责人员……付诸执行。全部土地归劳动人民所有，并视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各种工厂都视为人民的财产，交给工厂公社使用，收入归这些公社所有。……凡成年人都有选举联盟政府和州执行委员会代表的权力;同样，凡成年人也都可以被选入联盟政府和州执行委员会。所有俄国人都平等地享有宗教自由、言论与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与竞选宣传自由。人人享有免费初等和高等国民教育的权利。现在的军队和一切部队都由地方民兵代替。建立俄罗斯国家银行并在俄国各地设立分行，以使支持和帮助工厂的、农业的和一切工业的、文教的公社、劳动组合和团体。”^[18]民粹主义富于幻想的全面公社化，存在着内在的悖论，一方面充分肯定人民的个体主权，享有一系列自由及其实行权力，另一方面又把集体主义公社建制，作为制度上的权力主体。这样两个主体势必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矛盾，终局的裁决由集体主义的人格化身公社负责人乃至联盟负责人做出，使理念上的人民平等转变为事实上的不平等。

民粹主义在现代化后发地域，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社会变革主力军，只有工农联盟，革命才能取得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民意党明确提出：“城市工人更应牢记，如果脱离农民，他们将总是受到政府、厂主和富农的镇压，因为人民的主力不在他们而在农民之中。如果他们能永远和农民在一切，把农民吸引到自己一边并向他们证明，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那么全体劳动人民一定会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19]

经典作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民粹主义做出了思辨性结论。恩格斯在1894年所著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指出：“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呢?或者，他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0]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经历过西欧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革命的洗礼，村社不会自然地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载体。在这一点上，经典作家同民粹派有着本质的分歧的。恩格斯接着指出：“一个由德国开创的新的时期，即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一运动在这里采取了坚决进攻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自由。对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战士虽然不过几百人，但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把俄国人民看作社会革命的天之骄子而去同他们争论。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义务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天之骄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愈来愈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迫使沙皇制度投降。”^[21]恩格斯完全不赞成民粹派把农民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的主力军以及把农民宗法社会主义载体——村社，作为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替代物。恩格斯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指出，既不是农民斗争，也不是民粹派的恐怖主义行动，而是俄国内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迫使沙皇制度不得不考虑投降。经典作家明确地规定了对俄国村社历史性改造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西欧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对俄国公社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22]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既不赞同民粹主义，也不能溶解于民粹主义。凡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必然遭到扭曲、甚至阉割。由于思想内蕴的多样性与悖论性，民粹主义预示着20世纪俄罗斯现代化的曲折进程。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965年版,第2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44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76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442—44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442页。
[7] 同上书,第450—45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56年版,第130页。
[9] 同上书,第12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1956年版,第72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56年版,第269页。
[12] 《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1页。
[13] 《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2—813页。
[14] 同上书,第716—717页。
[15] 《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3页。
[16] 同上书,第537页。
[17] 《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7页。
[18] 同上书,第537—538页。
[19] 同上书,第538—53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56年版,第503页。
[21] 同上书,第50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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