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军队入侵苏联，苏联进入长达四年的卫国战争。战争是对苏联战前加速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际效果的检验，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效性的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国家的重工业基础进行的战争，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其最重要的部门——武器与军事装备的生产能力构成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国家最大限度动员经济资源用于战争的能力对于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德军统帅部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初期，德军迅速占领了集中了苏联33%工业和素有欧洲粮仓之称出产苏联38%粮食的苏联西部地区。德军统帅部认为，占领了苏联西部的工业与农业地区，就消除了苏联进行长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在四年的卫国战争中，“苏军平均每天损失30架飞机、68辆坦克、224门火炮和1万1千支枪械。在重大战役期间，这个平均数还会翻几番。”仅仅在战争开始后的18天里，苏军就损失了3500架飞机、6000辆坦克和9500门火炮。^[1]这一切都构成了对苏联的经济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严峻挑战，结果证明，“指令性经济尽管带有各种缺陷，却最适应战时环境。与其他交战国相比，苏联最迅速、最彻底地将整个经济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2]。

战争一爆发，苏联经济转向战时经济的行动就开始了。1941年6月23日，加速弹药生产的动员计划就被付诸实施。6月24日，苏联组建了疏散委员会，其任务是将位于苏联西部边境地区的工业企业以及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和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工人以及艺术品和文物紧急疏散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伏尔加、中亚等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在1941年夏秋两个季度，疏散委员会从苏联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约1000万各类人才、2600家工业企业(其中有1523家大型企业)和240万头牲畜。整个疏散转移工作，共动用91万节火车皮，通过内河航运运输了87万吨物质和设备。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工作，“使所有各方都认为，这个体系运转非常出色”^[3]。

1941年6月30日，苏联建立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苏维埃国家的所有权力都集中于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决定，将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展开武器与军事装备生产，一批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转为生产军事装备。为了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苏联国家机构也进行了相应改变，根据军事工业的特点，分别成立了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迫击炮工业人民委员会等。战前苏联经济计划都按照年度制定生产计划，转入战时经济后，经济计划按照年度、季度和月度编制并经国防委员会批准，主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按照日进度表组织生产。由于战争已经达到千万人参加的规模，国家的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军事工业部门，战前的1940年，军工生产在工业中比例不足15%，到1942年已经达到50%。

虽然苏联转入战时经济的速度比英美快三到四倍，但无论是转移到东部的企业，还是新建的企业或者转产的企业，它们要达到最大生产能力都需要时间，加上德军占领或破坏了苏联工业20%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一切都导致苏联在1941年末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能力的急剧下降。“在1941年8月，苏联生产了500万发炮弹，到11月就下降到320万发;8月生产作战飞机2046架，11月下降到448架;冲锋枪则从22100支下降到3345支。”^[4]这是苏联战时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也是战场上苏军形势最危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军能够坚持下来，依靠的恰恰是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的重工业基地生产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依靠的是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在西伯利亚建设的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如果没有两个五年计划在苏联东部部署建设的重工业和粮食基地，苏联在1941年的战争中可能就完全失败了。

到1942年初，苏联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苏联军事工业能力迅速超过德国，并最终取得了压倒优势。如果将苏联军事工业生产能力的变化与苏德战场形势的变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苏联战时经济开始充分发挥作用，苏军亦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当苏联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取得对德国的压倒优势，德军连防御作战的能力都基本丧失。1941年，苏联生产火炮和迫击炮53600门、作战飞机11500架、坦克4700辆。1942年生产火炮和迫击炮28万多门，增加4倍以上;生产作战飞机2.5万架，增加一倍半;生产坦克2.4万辆，增加近4倍。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战时经济体系共生产火炮和迫击炮52万门，坦克近10万辆，作战飞机12万架。^[5]在所有主要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方面，苏联的产量都超过德国一倍以上。转为战时经济后，苏联在工业化时期建立的科研部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苏联不但能够生产数量远远超过德国的各类武器和技术装备，而且能够迅速研发出新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其性能大多超过德国同类装备。“加速工业增长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示出效果，在对1928—1940年间工业化的结果与1900—1913年间工业增长的结果进行比较后，自由派社会学家戈登和克罗波夫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现代化远比维特和斯托雷平的改革成功”^[6]。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经济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战争时期，工业生产经历了战争初期短暂的下降之后就逐步增长，在战争结束前，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进行军事科技研究的过程中，苏联不但在军事科技一些领域迅速赶超德国，而且形成了许多未来可以用于民用工业的技术，包括航空技术、化学工业技术、机械加工技术。对苏联未来成为超级大国最为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建立了原子能研究机构和原子能工业。在战争期间工业和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俄国史无前例。苏联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经济制度和经济实力的优势取得规模在世界上没有先例的战争胜利，证明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即便苏联已不复存在，当代俄罗斯学者依然认为：“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苏联的社会制度。”^[7]

当战争以苏军攻占柏林而告结束时，苏联面临极其艰巨的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任务。战争使苏联损失了2700万人口，相当于战前苏联总人口的14%强。1710座城镇、7万个村庄、3.2万家工业企业和600万座建筑物以及大量的交通、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在战争中被毁。战争给苏联造成的物质损失相当于苏联国民总财富的30%。另一方面，战争也促进苏联的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这使得苏联的战后重建并不是简单地将苏联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而是将重建变为新工业化。战争时期对军事技术的大量投资，“促进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大批在秘密实验室里形成的科学观念，可以成功地运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1950年代，所有工业国包括苏联经历的经济高速发展，就是运用这些科学技术潜力的结果”^[8]。

1946年3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要求1946—1950年，不但要恢复国民经济，而且工业生产水平要超过战前水平48%，计划向国民经济投资2500亿卢布，相当于前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这又是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高指标，而且又一次没有外援。苏联雄心勃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引起广泛关注，更有观察家认为：“俄国利用苏联体制的优势，可以在一切领域包括技术领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9]尽管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已经高得惊人，但到195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却超过战前水平73%，比计划确定的指标还要高出25%。为了更好完成地新的五年计划，起初苏共和苏联政府强调需要加强经济杠杆(价格、货币、信贷、利润和奖金)在组织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但在五年计划实际开始执行后，又更多地回到加速工业化年代的动员方法。在经济建设中广泛开展了不同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如生产能手、优秀生产者运动等。在物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苏联工业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精神激励。“整个民族勒紧裤腰带，平静地忍受生活的艰辛。青年人和前线返回的士兵，表现出高度的劳动热情。”^[10]但由于没有相应的足够的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的效果随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因此难以长期持续。

在战后重建时期，苏联不但在短时间内使工业生产大大超过战前水平，而且重新进行了工业布局，建立起新的工业部门。在工业重建中，苏联取得的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原子能技术的突破与原子能工业的建立。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二个核大国。此前，苏联已于1947年成功发射了远程火箭，1950年苏军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俄国千年历史上不断受到外部强国军事入侵的威胁因此永远结束了。

不过，苏联的经济重建仍然同加速工业化时期一样，存在严重的比例失调。第四个五年计划将工业投资的88%投入到重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仍然依照剩余原则投资，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1946—1950年，苏联工业翻了一番，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仅增长23%。具有积极意义的趋势是，基于军事技术转型批量生产的新商品出现在苏联人的生活中，“胜利”牌和“莫斯科人牌”小汽车、摩托车、照相机、电视机和收音机等。^[11]到1950年，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才达到1940年的水平，但由于城市人口剧增，住房问题成为战后城市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几户人家合住一套住房的情况在城市较为普遍。

农业发展依旧是苏联经济最薄弱的环节，苏联农村遭受的战争破坏不仅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13万台拖拉机和近5万台联合收割机被毁，马匹损失700万匹，牲畜损失1700万头。农村与农业遭受的破坏并不比城市与工业轻，但第四个五年计划对农业的投资安排却极少，仅占总投资的7%。战前苏联农村还没实现电气化，由于对农业的投资安排过低，到1953年，只有15%的集体农庄用上了电。农业生产条件艰苦繁重，但农民的负担却比战前更加沉重。“通过税负和其他义务交售方式，国家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50%以上的农产品拿走。自1928年以后，农产品的收购价就没有变过，同期工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了20倍。集体农庄庄员一年的劳动收入比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低。”^[12]到1940年代末，农业税又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建筑工地、工厂或者林场工作。1950年的农村人口比1940年减少了一半，农业生产的局面因此更加严峻了，农村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根本性调整的关键时刻。

苏联经济重建中的比例失调问题终于引起了苏共的关注，1952年8月召开的苏十九大，在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任务的同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生产资料生产(A类)和生活资料生产(B类)几乎相同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3%和12%。更为符合逻辑的是，大会提出了建设人民福利增长的物质基础的任务”^[13]。1953年2月，一个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决议草案已经起草完毕，该草案提出，提高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增加对集体农庄的物质激励是必不可少的。^[14]斯大林在其领导生涯的最后时期已经认识到苏联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调，并组织力量开始进行相应的研究，准备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乃至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已经认识到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因此，无论是有限的政策调整或者更大范围的改革实际已经提上苏联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了。

[1] Сахаров　А.　Н.,　Боханов　А.　Н.　и　др.,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6,c442,435.
[2] P.Kenez,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4.
[3] David　Marples,Motherland　Russia　in　the　20　Century,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　p.154.
[4] Сахаров　А.　Н.,　Боханов　А.　Н.　и　др,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6,c439.
[5] Сахаров　А.　Н.,　Боханов　А.　Н.　и　др.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6,c441.
[6]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Б.Ю.,　Периферийная　империя:　циклы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09.c479.
[7] Ольштынский　Л.И.　и　др,　Курс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IX-XX　веков,　М.:　ИТРК,　2002.c385.
[8] Сахаров　А.　Н.,　Боханов　А.　Н.　и　др,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6,c476.
[9]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2,М.:Владос,　2002,c237.
[10] Ольштынский　Л.И.　и　др,　Курс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IX-XX　веков,　М.:　ИТРК,　2002.c440.
[11] Перепелицын　А.　И,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II-XX　вв),Кавказская　здравница,　2000,　c532.
[12] Личман　Б.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Том　2,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5,　c227.
[13] Кремлев　С.,　Зачем　убили　Сталина,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8,c253.
[14] Edited　by　William　Taubman,Nikita　Khrushchev,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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