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与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逮捕、检察官监督与侦查行动的决议》，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37—1938年的行动中，由于简化了侦查与审判程序，“不能不导致一系列最为严重的缺陷与扭曲”^[1]。在更换护法机关的领导人，并任命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以后，开始了对被清洗者的平反过程。

大清洗最充分地暴露了苏联政治体制的缺陷，或者说，曾经保证苏共在内战中胜利的体制以及其他条件的共同作用，使得最初的小范围清洗发展成为大清洗。

苏共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在内战结束后，这个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反而在工业化时期进一步强化，权力进一步集中。由于苏联是一个大国，在中央的斯大林虽然权力集中，但每一个地方的党委第一书记同样权力集中。在没有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权力被随意使用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到1936年，当斯大林准备进行宪法改革时，地方党的领导人已经担任各种领导职务近20年之久。革命后，特别是在内战后，苏联出现了一个从事政治、军事领导活动的阶层。这个阶层拥有巨大的权力，在社会中享有盛誉，甚至还具有传奇色彩，他们的名字被用于命名城市和集体农庄。围绕这些人，逐渐分别形成了类部落的支持者，不同的支持者完全依靠不同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权力随着党的权力不断集中而日益巩固，其影响不断增强。由于他们在地下工作或者内战时被委托独立行使权力并负全部责任，其纪律性与独立性同样强烈。关键是，这些领导人，“一部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的功劳在党和国家面前，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功劳”^[2]。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乃至腐败，在他们中间发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而苏联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提供自然选择的可能，执政精英的更新就成为最大的难题，因为每一个寡头只可能选拔自己信得过的人，即自己的支持者。斯大林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进行宪法改革，目的之一就是解决执政精英的更新问题。虽然他们仍然有极强的纪律性，但如果国家进行的改革与他们的思想或者利益发生冲突，他们将会以各种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事实上并不能控制地方的所有行动。清洗转变为大清洗，就是体制中的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当这些领导人中的劣迹斑斑者被清洗时，民众表现出对清洗的支持，“因为他们把顶头上司和官僚们的突然垮台看作‘受害者梦寐以求的借助于上级判决的报应’”^[3]。俄罗斯历史学家科尔杜斯科也认为，1936—1938年间，在乌拉尔发生的干部选拔制度革命，“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干部入口，是摧毁以前在地方形成的整个组织体系，摧毁传统的类部落体制的结果”^[4]。实际上，当时的苏联社会整体上对苏共党内发生的清洗持支持态度。“如果没有苏联社会所有阶层的支持，清洗不会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5]这种支持，当然不全是出于对某些劣迹斑斑者的痛恨，而是因为，工业化为数百万的青年人打开了流动的大门，其中一些希望在政治上获得发展的青年人，也梦想着快速上升，而大清洗为他们创造了条件。这实际也是苏联体制不能为青年人提供自然选择机会的结果。

苏共在内战中胜利的第二个体制是建立了具有独立特别行动权的契卡。苏共中央对由契卡演变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失去控制，是苏联政治体制致命缺陷的另一个标志。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战时期，即形成了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的传统，而且将俄国革命中的恐怖主义传统进一步发展。在俄国革命中，一直存在着由民意党开启，由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继承下来的恐怖主义传统。1905年革命失败后，社会革命党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暗杀活动导致了12000人丧生，其中包括俄国首相斯托雷平的儿女。内战中红白双方的恐怖主义都达到惊人的程度。契卡在内战中的经历，后来被用各种方式加以歌颂、宣传，使得由契卡演变而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不但在苏共党内和苏联政府内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部门，而且在民众中享有名望。契卡建立时，就有一个原则，即它是对外进行斗争的部门，其工作人员不得卷入党内斗争。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约束掌握强力大权的契卡的机制。问题在于，内战结束十多年后，契卡的名称虽然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其地位并未降低，权限不断扩大，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深深地卷入到党内斗争，而且其工作人员甚至产生了进入政治领导层的强烈冲动。叶若夫的前任雅戈达，成为布哈林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联系人，“而且具有自己特殊的非常强烈的野心”^[6]。雅戈达被揭露，强化了高层领导人的警觉。叶若夫暗中整理斯大林的罪名，当这份材料摆到斯大林办公桌上时，斯大林的心情如何是不难想象的。正是由于国家安全机构享有非同一般的权力，如同苏共地方干部中一部分人早已背叛了自己的事业，契卡当中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野心，他们就会利用清洗的机会，为自己创造进入政治领导层的机会。只有使国家安全机关与政治斗争隔离，才能使政治斗争以和平方式进行，理论争论、选举等等都是和平斗争的方式。而且，在内战结束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帝国，这就是著名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缩写)。在1940年，在古拉格中关押了168万多人，其中47万人是大清洗时被判处反革命罪送入古拉格的。贝利亚接管内务部后，经过平反释放了23万多人，但还有47万多人未平反。

斯大林的宪法改革失败了，但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1936年宪法的制定并实施，是苏联制度演化的真正的转折点。“从1936年宪法实施那一刻起，就开始了缓慢的、矛盾的但却坚定不移的，将中央政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进程。”这一转变，意味着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之间进行了权力的重新配置，人民委员会在形成国家政治与经济方针上的权力大大增强。对于苏联政治体制的这种变化，俄罗斯学者也是在过去保密的档案开放后才认识到的，这就引起了对1930年代苏联政治体制的重新研究与认识。这些学者注意到，当时的苏联实际出现了双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斯大林，在1941年5月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形成个人专权。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正是在大清洗年代，各级党委权力被极大地削弱。“可以确信，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到1941年法西斯入侵，苏联政治体制，经历了从阶级专政向传统的公民民主的演变。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经常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强制。”“正是这个深层的矛盾，说明了在我们国家确立的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7]

重要的是，1936年宪法，实际上废除了自1917年开始执行的阶级原则。“就为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提供了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展现或者实现自己的创造才能，使自己从底层进入到国家、艺术、科学界的关键岗位。”对于1936年宪法，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它的作用在于唤起了人民对未来生活的乐观主义。“正是由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乐观主义与人民各个阶层的主动性，1930年代的社会气氛，才不仅充满了悲剧色彩，而且也充满了由那些在创造性岗位上工作，具有健康世界观的人们建功立业的激情。”^[8]“在1930年代下半期，对苏联社会一部分人的压制伴随着源于苏联新宪法的改革，就促进了苏联社会思想与政治上的团结。因此，这个改革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就证明了这一点。”^[9]

苏联政治体制变化的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而且，苏联政治体制变化的总趋势，是强制逐渐减少，控制逐渐放松。这个趋势也扩大到其他领域。“斯大林采取了一些了措施来反对由革命产生的虚无主义，恢复了爱国主义的地位，促进了艺术特别是采用古典形式的建筑艺术的发展。……他采取措施巩固了家庭制度。为许多俄国过去的历史活动家‘正名’，停止了对教会的调查。”当然，与此同时，对“人民的敌人”的惩罚也一直在进行。

战争是对苏联政治体制可靠性与有效性的检验。历史证明，苏联政治体制经受住了检验。这不是因为苏联政治体制加强了强制性，而是因为从1936年宪法改革开始，苏联政治体制变化的总趋势给了人民以希望，而对俄国历史传统的重新肯定，也激发了人民的历史自豪感。“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没有在1930年代建立的巩固的经济与政治基础，要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苏联集中化的行政命令体制，在战争的极端条件下，具有充分的效率，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能够将国家的所有力量、所有资源动员起来投入到战争中。”^[10]在战争期间，东正教会获得了更多的活动自由。

战争结束后，苏联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胜利感使人民产生了巨大的、统一的、对光明未来的期盼。然而，与美国不同，苏联遭受的战争损失太大，人民的期盼与国家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潜在的危险，1945年7—9月，在西伯利亚发生了工人骚动，工人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为庆祝胜利，苏联政府实行大赦，也带来了犯罪上升的问题。从西欧战场返回的官兵们，带回来自由思想。这一切都与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相冲突，也与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相矛盾。“毫无疑问，1946—1953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残酷行为、不公正行为和强制行为。但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国家的‘政治气候’比战前年代要宽松，更不要说比集体化年代和革命年代宽松多了。”^[11]实际上，战后苏联社会出现的改革要求，并不是因为社会环境更严厉了，而是苏联人民的需要经过战争发生了变化，但改革的阻力已经来自各个方面。

1948年，斯大林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俄国东正教教会自主500年庆典，这引发了党的基层组织的不安，因为这将出现思想竞争。“所有这一切，在高层导致了一次不大的冲突。”“重新开放的教堂又被关闭了。直到斯大林逝世，没有再开放新的东正教堂。至于赫鲁晓夫，他就是进攻教会了。”^[12]这说明，苏联政治体制已经出现固化现象，对其进行改革绝非易事。

战后年代先后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案件”，使得社会又开始出现紧张气氛。但俄罗斯历史学家的研究说明，这两个案件都是战争时期形成的新的党内派别争夺领袖继承权而展开斗争的结果。对于“医生案件”，“斯大林并不倾向于开始调查，因为他知道日丹诺夫得了重病”。通过“医生案件”，“形成了新的政权中心：马林科夫、贝利亚与赫鲁晓夫”。“医生案件”对于新的权力中心的意义在于，苏共中央可以控制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根据《关于国家安全部的决议》，“第一书记‘应该知道所有特工的名单’，这就破坏了特工工作的基本原则：所有特工都要尽可能地匿名”^[13]。权力争夺能够造出社会紧张，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仍然停留在1930年代，再出现大清洗的社会条件实际已经不存在。

斯大林晚年发表了两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两部著作理论价值如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他为什么要发表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第一部。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兰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出版，大多数苏联学者，首先是人文学者的理解是，斯大林的见解，使学者们摆脱了当前由于意识形态教条造成的学术研究中的谨小慎微。“这说明，斯大林非常不满意由党的机关和大量‘书呆子’与‘学究’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工作。他试图激发他们的生机与活力，使他们摆脱停滞状态。”^[14]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按照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这是在为经济改革进行理论准备，因为这部著作提出了重视价值规律问题，即提出了价格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作了报告，在政治部分，他用了1/3的篇幅批评了苏联社会和苏共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反对腐败的问题;在经济部分提出了调整经济比例问题，强调了注意发展生活资料工业;在文化部分，提出了要有苏维埃的果戈里与谢德林，即文艺要干预生活的问题。在大会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建议将苏共中央政治局改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并建议增加主席团成员。最后，斯大林提出，他太老了，不能履行所有的职责。他可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参加政治局会议，但不再担任总书记，也不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在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后，“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一片喊声：‘请留任!’‘不要离开!’”^[15]，更有中央委员泪流满面，哭喊着要求斯大林留下。个人崇拜是俄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苏联体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苏联的政治发展中，个人崇拜始终存在，甚至延续到普京时期，其差别仅在于程度而已。

实际上，苏共十九大前后，斯大林又在思考改革问题。马林科夫的报告已经提出了问题，批评了党内各个方面的弊端。既然问题提出来了，必然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斯大林已经没有时间了。晚年斯大林是否回忆起宪法改革的失败，无人知晓，但他显然希望继续进行改革，这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雷巴斯所说：“斯大林回到改革苏联政治体制的思想，是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时，即他的生命将要完结时。”^[16]但斯大林一直没有采取措施来纠正大清洗的遗留问题，这就留下了许多矛盾。由于宪法改革的失败，斯大林留下的就是一个弊端已经充分暴露，而政治体制始终在矛盾进程中变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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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蒂芬·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与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4] Наумов　Л.,《Кровавый　карлик》　против　Вождя　народов.　Заговор　Ежова,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9.　C28.
[5] Емельянов　Ю.В.,　Европа　судит　Россию,М.:　Вече,　2007.c298.
[6] Елисеев　А.В.,　Разгадка　1937　год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века》　или　спасение　страны?,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9.c376.
[7] Э.　Щагин,　Д.　Чураков,　В.　Цветков,　Становление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МПГУ.2011c177-179.
[8]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1,М.:Владос,　2002,　c527-528.
[9] Емельянов　Ю.В.,　Европа　судит　Россию,М.:　Вече,　2007.c302.
[10] П.　Гурьев,　В.　Ю.　Жуков,　С.　Ю.　Каргапольцев,　И.　А.　Кольцов　c.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8.　109-110.
[11] Кожинов　В.В.　Россия,　Век　ХХ-й　(1939-1964),　М.:　Алгоритм,　1999.c187.
[12] Рыбас　С.　Ю,　Сталин,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9.c785-786.
[13] Рыбас　С.　Ю,　Сталин,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9.c835-837.
[14] Баландин　Р.К.,　Завещание　Сталина,М.: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09.c27-28.
[15] Рыбас　С.　Ю,　Сталин,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9.c845.
[16] Рыбас　С.　Ю,　Сталин,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9.c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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