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苏共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被授权制定全国性计划并协调各部门的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在农业仍然是农民个体农户经济，其产品依靠市场交换的情况下，国家计委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因而，它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成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情况的监督者。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出现了工业主要按照计划经济方式运行，农业主要按照市场经济方式运行，两种经济运行方式并存的局面。这就带来了苏联政府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机构，“工业的主要维护者国家计委与对新经济政策兴趣极大的财政人民委员会之间的激烈竞争”^[1]。竞争的焦点是加强经济的计划性还是进一步利用市场来调节经济。两个主要的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竞争，不但在党内激起争论，也带来新的经济矛盾，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困难。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但是，1923年发生的危机使苏联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实际效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23年，苏联经济出现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而且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在有些省，一双鞋的价格相当于44普特粮食的价格，农民不可能按照这个价格购买工业产品。”^[2]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市场上的食品减少，城市的工人罢工则充分说明了粮食供应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保证粮食供应成为苏共最关心的问题。危机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工作小组开始对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1923年12月，工作小组建议，为了使农民从新经济政策中继续获益，应该对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食盐等商品的零售价进行管制，即实行产品定价的计划性。危机对后来苏联发展的影响在于，苏共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将与农民的利益相抵触。为此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价格控制机构，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实行价格控制，但这个控制的效果仅限于城市。苏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实现工农联盟的有效途径，工业产品价格也必须为加强工农联盟服务。但是，在国家计划范围以外的商品价格实际上如何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政府却无法掌握。为苏联政府完成这一任务的是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

当1923年危机发生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除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还因为商品流通水平的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且，由于许多工业企业在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地位和政府采取的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促使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得更快，并可能对农民出售农产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在1923年9月，苏维埃政权还采取政治措施来稳定物价，从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驱逐了投机者、走私者、货币交易商和‘其他社会危险分子’。在1924年2月，莫斯科有一千多名被指控为投机者的耐普曼被放逐到北方”^[3]。

新的措施采取以后，经济形势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到1925底，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而苏联农业在1925年以后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工业的快速发展却要求更多的农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

经济困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仅仅停留在党的路线与政策是否正确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经济形势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即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布哈林也没有(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上的意见，所以党内的争论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对于1926年秋季出现的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苏联共产党认为是“投机”的结果，几乎没有人思考宏观经济的变化。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建立的行情研究所。

从1925年9月开始，行情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并在1926年提出自己的分析结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应该归因于对货币供应的限制和商品市场均衡的恢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对工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上，而且在1926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进一步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米高扬认为，如果要维护工农联盟，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业就是非常关键的。行情研究所在1927年2—3月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价格在下降，但私营企业的价格在上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在1927年5月，研究所的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价格运动证明，国家采取的降低价格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降低工业产品价格的政策的后果是，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分配给小商人，他们将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再以高价卖出去。所以，农民抱怨说，农村的工业产品价格并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物价上涨和不断提高的税负，被认为是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农民因此认为：“苏维埃政权对工人和农民实际并不一样。”^[4]在引起政治消极后果的同时，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还对农业造成了新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苏联的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失控的警报，但苏联政府的政策反应仍然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进一步控制私营商业活动，增加货币发行量。所有这些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对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强。

1927年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是苏联经济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即工业发展过快。工业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同时工业发展又需要大量增加劳动力，新增劳动力需要发放工资，其必然结果只能是货币发行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工农联盟，产品出厂价并不能完全根据市场供需关系进行调节，而只能由国家定价出厂。又因为国有企业无法直接与每一个农户进行交易，只能通过私人贸易商将产品运送到农村，但私人贸易商在拿到产品以后，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会将产品提价出售，获取高额利润。所以，出现新的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正是新经济政策两种体制并存的制度安排，导致了宏观经济难以实现平衡，即工业按照计划经济运行，农业和贸易按照市场经济运行，两者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对接。

宏观经济难以平衡，显然只能加强苏共领导人对经济计划的信赖。他们的经验是，计划总是可以控制的，而市场却经常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他们已经从书本读到或亲身经历过。眼前出现的难以控制的经济困难，无疑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计划，如果我们放任工业由市场支配，它一定会触礁。”^[5]这种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就已在党内盛行的观点，由于宏观经济不断出现的危机大大强化了。

[1] E　H　Carr,The　Bolshevik's　Revolution　1917-1923　Vol.2,Macmillan　Ltd,　1952,　p.379.
[2]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1,М.:Владос,2002,c421.
[3]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1,М.:Владос,2002,c422.
[4] Кознова　И.Е.,XX　век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амя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М.:　ИФРАН,2000,c46.
[5] E.　H.　Carr,The　Bolshevik's　Revolution　1917-1923,　Vol.2,Macmillan　Ltd,　1952,　p.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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