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赫鲁晓夫改革导致的经济混乱，苏联经济在经历了1950—196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速从1961年开始下降，1961—1965年，苏联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从1951—1960年的11.8%下降到8.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从1951—1960年的10.4%下降到6.5%;同时，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实际收入，相比于1951—1960年，也下降了两个百分点。^[1]虽然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属于较高增长速度，但要实现赶超美国的目标，就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了实现赶超美国的目标，苏联新的领导人，在执行稳定干部政策的同时，也在考虑经济改革问题。一旦干部稳定政策见效，苏联领导人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

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对经济体制(主要是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因为改革由苏联总理柯西金主持，故被称为“柯西金改革”。作为赫鲁晓夫的同时代人，与赫鲁晓夫不同的是，柯西金非常熟悉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有良好的经济工作经验与素养;与赫鲁晓夫相同的是，柯西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充满信心。所以，柯西金主持的改革克服了改革的随意性，赫鲁晓夫时期不断发生的经济混乱随着被克服。但柯西金的个人特点也决定了他主持的改革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各项改革措施之间将出现矛盾。

柯西金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撤销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工业管理的部门原则;建立计划矫正机制，依据产品销售而不是产品产量来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的结果;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将更多利润留给企业支配，建立企业基金;改革工资体制，提高工资在企业收益中的比例，部分收益可以用于生产刺激;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产品供货方与需求方的直接联系;企业建设所需资金由过去的国家拨款改为银行的长期贷款;减少企业计划中固定项目的数量，从过去的20项减少为8项。与赫鲁晓夫的改革相比，柯西金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的微观层面，将企业运行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

柯西金改革汲取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教训，在改革方案通过后，首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在全国推进。从1966年第一批企业试点开始，到1972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改革的目标，花了6年时间。因此，柯西金改革没有引起宏观经济的动荡，反而在改革推进的同时实现了苏联经济新的快速增长。1966—1970年，苏联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8%，比1961—1965年的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1.3个百分点。在1970年，苏联的铁矿、拖拉机、煤、石油产量超过了美国。在工业自动化、原子能科学与技术、空间技术、电力建设技术等领域，苏联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66—1970年间，苏联在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的迅速增长非常引人注目。普通城市居民普遍拥有了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而享有某些特权的人甚至开始拥有小汽车。”^[2]

然而，柯西金的改革虽然相比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更为稳健，也具有更多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但这次改革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在引入市场因素、赋予企业一定自主权的同时，宏观经济仍然完全由经济计划调节;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环节——价格确定机制并没有真正进行改革，企业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对产品进行定价。“1965年的经济改革，将生产效率的指标定为利润而不是价格(成本)，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局面。从国家利益出发，就应该降低商品的价格(成本)，从企业利益出发，则需要扩大利润。结果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出现了失调。”^[3]这种失调表现为，企业负责人总是想方设法提高利润，却对降低成本缺乏兴趣;为了保证能够完成计划指标，企业负责人总是设法降低计划指标，有时甚至造假;由于企业没有定价权，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商品竞争，所以，苏联企业生产的耐用消费品不但外观粗糙，而且产品质量不稳定。同时，因为企业仍然不能决定生产什么，苏联尽管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大幅提高，但某些商品的短缺始终是苏联经济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苏联经济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收入的增加并未伴随商品的极大丰富，民众手中的货币没有足够的商品可以购买，如何实行商品与货币的平衡成为苏联政府不能不面对的新难题。“柯西金小心谨慎地尽力保持商品与货币的严格的平衡。”^[4]但他所做的仍然是通过政府部门采取措施来保证为苏联人手中的货币提供足够量的商品，而不是通过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进行生产以满足市场需求，从长期看，这是不可持续的。

柯西金改革并未突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效果因此具有时间性，如果要保持苏联经济继续较高速度增长，就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在当时的苏联，沿着柯西金改革的方向继续改革缺乏政治基础，而且柯西金的改革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的思想日益保守，继续深化改革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当柯西金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总理岗位后，不但继续改革不可能，连已经进行的改革也无疾而终。到苏共二十五大以后，苏联工业经济又基本上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无论是柯西金改革时期，还是改革结束以后，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没有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从1928年开始坚持的发展战略。1966—1979年间，苏联对重工业的投资始终占工业总投资的85%以上，重工业的总产值也始终占工业总产值的74%以上。到1976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在军事工业的一些领域，苏联甚至取得对美国的优势，苏联还在数控机床等20多种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了美国。这是苏联经济的鼎盛时期。

在柯西金主持工业经济改革的同时，勃列日涅夫领导制定了苏联农业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方针是，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根据农业工业化的方针，1965—1980年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平均水平增长4倍，投资总额达到5000亿卢布，农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比例从1965年的20%上升到1976年的27%。1965—1980年，国家向集体农庄提供了600万台拖拉机，集体农庄平均拥有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3倍。同期，苏联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增加了两倍。^[5]到1970年代末，苏联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与化学化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生活的电气化目标基本实现，大多数村庄已经用上了天然气。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勃列日涅夫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66年5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对集体农庄庄员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古老的日工制度被废除，月度工资制替代了日工制度。对于超时工作将支付奖金。集体农庄庄员还获得了城市工人所享有的权利，拥有护照，享受养老金和社会保险。”^[6]此外，国家还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零售价仍保持不变，超计划交售的农产品价格还要增加50%。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产品生产。1965—1980年间，苏联农民的月收入从40卢布上升到118卢布，增加了近两倍。到1980年代初，如果再加上自留地的收入，苏联农民的收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已经相差无几。

为了清除农业发展的障碍，勃列日涅夫的农业发展战略大幅调整了农民自留地和个人副业政策，增加农民自留地的面积，每户农民最多可以拥有0.5公顷自留地;取消对个人副业的所有限制，要求相关部门对个人副业提供帮助，农民个人出售的农产品可以自由定价。到1980年，农民拥有的自留地总面积已达苏联耕地面积的3%，提供的农产品则高达苏联农产品总量的25%，1965—1980年间，自由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增加了两倍。农民从自留地获得的收入，到1980年户均达到1114卢布。政策调整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效果明显。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放宽对农民个人经营活动的限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出现了严重的新问题。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使苏联198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50%以上，同期肉类产量增加了78%，但投资却增加了3倍。巨额投资没有产生相应的投资效益，反而降低了投资收益率，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1970年，集体农庄生产一吨羊肉的成本为1166卢布，到1980年就上升到2117卢布，10年间成本上升近一倍，羊肉销售价格却没有提高，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存在类似情况。这导致了农业债务的上升与国家补贴的剧增，到1980年代中期，农业债务达到144亿卢布，国家每年至少要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予至少70亿至75亿卢布的补贴。到1970年，苏联民众的饮食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变为以肉类消费为主的饮食结构。尽管苏联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却仍然不能满足以肉类为主的饮食结构，因为随着居民对肉类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农业对饲料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粮食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苏联的农业生产尽管仍然在增长，但增速却呈现递减趋势：1966—1970年的五年，农产品总量增长了21%，1971—1975年的五年农产品总量只增长了13%，1976—1980年的五年，农产品总量仅仅增长了9%。为了保证食品供应，苏联政府只能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粮食、肉类产品、食用油、糖等农产品。在1980年代中期，苏联城市出售的面包中有30%以上是由进口粮食生产的，而苏联人民消费的植物油和糖的25%都依靠进口。^[7]苏联拥有足够的土地和发达的农业科技体系，却不能充分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说明勃列日涅夫的农业发展战略虽然对农民利益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其具体政策并未创造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

[1]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87.　c58-59.
[2] David　Marples,　Motherland　Russia　in　the　20　Century,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　p.233.
[3] Голенков　А.Н.,　Империя　СССР.　Народн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2010.c74.
[4] Гришин　В.В.　Катастрофа,　От　Хрущев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М.: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c62.
[5]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87.　c257.
[6] David　Marples,Motherland　Russia　in　the　20　Century,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　p.232.
[7] В.　А.　Поцелуе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столетия,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7.c4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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