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沙俄帝国晚期，帝国的统治危机悄然显现。“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缺乏帝国对意识形态明确的并能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解释，从民族主义到泛斯拉夫主义，再到欧亚主义和西方派等等。“这种含混不清，使得帝国秩序在面临危机时，更加脆弱，也更容易用一种新的方式恢复它，即帝国想象可以适应新的战略与新的结构。”^[1]在革命前的俄国，俄罗斯民族主义与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同时获得了发展。在十月革命前，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知识分子期待建立独立国家。然而，“在帝国失败与1917年革命过程中，中央政权解体，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少数民族突然成为潜在的力量”^[2]。

从过程看，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与十月两次革命，如果从革命性质分析，俄国革命实际上经历了三种革命：即发生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等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广大农村的以农民夺取土地为主要方式的农民革命，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民族革命。在内战中，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力量对比不利的形势下获得最终胜利，除了其体制优势，还在于它采取了支持农民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政策，赢得了多数农民和民族地区人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颁布的土地法令以及俄国各族人民权力宣言，肯定并推动了农民革命与民族革命，这些政策有效地分化了敌人的阵营。这两种革命进程，使原有的帝国秩序完全解体，出现了乡村极力摆脱国家和民族地区摆脱中央的趋势。内战结束时，乡村与民族地区都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内战中，乌克兰的局势最为复杂。民族主义在乌克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乌克兰政权在内战中数次易手。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起草了乌克兰宪法，宣布了乌克兰的“主权与独立”。于是，“布尔什维克党接过了旧秩序遗留下来，在1917年使他们获得极大收益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难题：难以驯服的乡村社会与不平衡发展的多民族政策”^[3]。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实际上关系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能否巩固。

内战的最后阶段是苏维埃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在与波兰的战争中，“布尔什维克党痛苦而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工人首先是波兰人，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根本没有”，“俄国与波兰的战争激起了双方的民族主义热情”。^[4]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民族自决政策面临挑战。

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时，原沙俄帝国的领土上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已经取得完全独立。在沙俄帝国余下的领土上，存在着六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在中亚建立了两个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即后来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在远东地区成立了远东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些独立的共和国中，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组成了外高加索联邦。在俄罗斯联邦内部也成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鞑靼、吉尔吉斯-哈萨克、达格斯坦等。这些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与中央的联系，主要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系统来维系。1919年夏季，加米涅夫被指定负责联邦建设，他建议将各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的一些行政机构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协调工作。经过协商，国防、经济事务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但在其他领域，地区仍然希望保持已经获得的权力，这就与俄罗斯联邦发生了摩擦。

所以，当内战完全结束后，苏维埃俄国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在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中，超越苏维埃俄国的地域，在原帝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而不是维持在内战中形成的民族地区相对独立于中央的格局。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又面临帝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冲突。

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斯大林赞扬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辉煌成就，并认为这是共和国联盟的理想形态。斯大林认为，非俄罗斯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和各州一起，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与伟大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统一在一起。他还强调，这个过程在1918—1920年间已经在顺利进行，现在布尔什维克党需要做的，就是采取措施，使落后民族的群众能够享受先进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成就，使他们能够赶上走在前面的中心的无产阶级的俄罗斯。^[5]来自土耳其斯坦的代表萨法洛夫在发言中则认为，中央一直无视民族问题，在中亚已经犯了许多错误。意见的分歧，反映出俄共(布)由于党员数量的增加以及红军的壮大，沙俄的帝国传统在党内已经较为广泛地存在，而已经在内战中获得独立或者至少是自治的民族地区，不愿意返回帝国时代的状况。这就决定了建立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1922年8月1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立以斯大林为主席的联盟条约起草委员会。其任务是在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的关系方面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则，以作为起草联盟条约的基础。斯大林领导起草的决议草案的基本原则是：“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采取适当的方式，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6]关于布哈拉、花剌子模和远东共和国的各种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斯大林的方案遭到除了阿塞拜疆之外的其他共和国的强烈反对，斯大林将方案送交所有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决定10月5日开会讨论这个草案。

列宁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坚持建立一个新联盟，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联邦在内，均以平等地位参加。斯大林对列宁的批评进行了同样措辞严厉的反驳，他写道：“几乎毫无疑问，这种轻率只能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加油’。”^[7]经历了反复的争论与冲突之后，斯大林接受了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决定按照列宁的建议，起草新的联盟条约。

1922年12月30日，包括四个主要共和国的第一届苏维埃大会召开，批准了新的国家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获得了国防、国家预算、国家安全、边界控制、国际代表、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权力，共和国保留了内务、医疗保健、教育和司法方面的权力。

按照列宁设想建立的苏联，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矛盾。民族人民委员会成员苏丹·卡利耶夫注意到，新联盟的建立，将苏联的各个民族划分为两部分：“一些民族有权进入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另一部分民族无权进入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各个民族因此被划分为亲儿子与继子两部分。毫无疑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形成，在1922年12月仅仅是起步，还有一些共和国没有加入联盟，而党内思想并没有真正统一。在1923年1月提交给中央政治局的特别说明中，斯大林再次表示，对于在苏联形成过程中，共和国是通过现存的联邦形式(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和外高加索联邦)，还是以独立国家的方式加入联盟的问题，不要给予明确的答复。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需要平衡各个共和国的地位提出的。

然而，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俄共(布)十二大，相关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俄共(布)十二大批判了俄罗斯大国主义，这就鼓励了希望更多权利的加盟共和国代表。在代表大会上，主张独立的共和国的代表，要求改组联盟结构，以更有利于共和国。乌克兰代表拉科夫斯基认为，对苏联1.4亿人民来说，真正理解国际主义的人非常少。大多数的农民所了解的是民族文化。他在发言中指出：在会议上难道没有流露出俄罗斯人的强权情感?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民族压迫，难道不是已经压迫了数百年?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联盟建设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也许我们还会通过10个决议，但除了充实图书馆和档案馆，没有任何用处。应该走上正确的道路，应该坚决地走下去，应该取消全联盟共产党90%的权力，将它们移交给民族共和国。”^[9]这说明，虽然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但由于不同的民族经历带来的对帝国遗产完全不同的理解，各方对建设新的联盟国家的思考也会存在巨大差别。这显然是革命现代性遭遇帝国现代化遗产必然会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斯大林的主张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包括加盟共和国代表的支持。会议转而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张共和国获得更多权利甚至主张共和国独立的拉科夫斯基被解除了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在俄国(布)十二大以后，苏联形成的过程得以继续，已经建立的联盟结构也得到了巩固。

从1924年到1929年，中亚各共和国陆续加入联盟，苏联的形成才基本结束。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全联盟第二届苏维埃大会，通过苏联宪法，宪法第二条规定，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苏联。1924年的苏联宪法，是按照革命能够逐步扩大到其他国家的设想制定的，它表明，苏联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国家。宪法的精神就是在未来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将《国际歌》作为苏联国歌，也体现了苏联宪法的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理想。这强化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身特点：以世界社会主义胜利为目标的革命现代性。

苏联的形成，开始了原沙俄帝国的民族化过程。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与民族地区，实行宽松的民族政策，干部本土化成为民族化的主要内容。民族文化得到尊重，民族语言开始作为正式的官方用语。在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地区，语言学专家甚至帮助这些民族建立了文字体系。在旧帝国基础上形成的苏联，进入到一个民族间关系较为良好的时期。

苏联的形成和苏联第一部宪法，巩固了1917年开始的进程，也结束了战争与革命的动荡时期。革命与战争带来的旧秩序的崩溃及其影响，以苏联的形成基本消除了。但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即按照列宁思想形成的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虽然形式上拥有更大的独立性，但俄共(布)却是按照列宁提出的，并在内战时期以更加严厉纪律约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领导活动的，即执政党的极严格的集中制与加盟共和国的相对自由之间，总是存在矛盾。实际上，通过党的民主集中制，联盟中央可以有效地防止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苏联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高度统一的党这个基础上的。一旦党的统一被破坏，苏联形成的原则将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1] Johann　P.Arnason,The　Future　that　Failed,Origins　and　Destinies　of　the　Soviet　Model,Routledge,2005,p.77.
[2] Peter　Kenez,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53.
[3] Johann　P.Arnason,The　Future　that　Failed,Origins　and　Destinies　of　the　Soviet　Model,Routledge,2005,p.83.
[4] Peter　Kenez,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5,37.
[5] 10-й　съезд　РКП(б)　(8-16　марта　1921　года):　Протоколы,М.:　Партиздат,　1933,c193-195.
[6]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1,М.:Владос,2002,c399.
[7] 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8]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1,М.:Владос,2002,c396.
[9] 12-й　съезд　РКП(б)　(17-22　апреля　1923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c57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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