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当时苏联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农业产出占国内总产出的比例在70%以上，因此，苏共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了特别关注。由于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而提出的，即列宁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将它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认识出发，苏共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就必须考虑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更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和中农的比例(包括人数和所拥有的土地数)占绝对优势，苏共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通过工农联盟，在苏维埃政权的引导下，将最终在农村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基于这种认识，苏共决定，在农村恢复小农经济，同时保持土地国有化。为形成以个体农户为主的农业经济，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主要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农村中已经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苏共采取的政策从经济角度分析，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些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1928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除了1926年略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这说明，苏共所选择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仅仅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而非促进了农业发展的作用，却推动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符合苏共目标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后来粮食危机发生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实行六年以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苏联农村发生了迅速的社会分化，但这个变化却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分化几乎完全不同。到1924—1925年，农村中的贫农人数大约占25.9%。在农村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比例为61.1%，富农的数量为3%，其余的为农业无产者。但1927年，农村中贫农的数量下降为22.1%，中农的数量上升为62.7%，富农的数量也有略微上升，为3.9%，农业无产者的数量为11.3%。^[1]这是限制富农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由于中农和贫农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因此成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1925年，贫农和中农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88%还要多，而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不到12%。贫农和中农在商品粮销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们往往缺乏现金，而苏联已改粮食税为货币税，为了纳税和购买必需的生活与生产用品，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粮食出售，而小农人数的剧增也消费了大量的粮食。这就使得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很难有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因而他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超过1913年的水平后，连续几年产量徘徊，原因就在于苏联当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低于1913年以前的俄国。

苏共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的农业税政策是服务于限制富农，保持一个小农为主的经济这个目标的。苏联的农业税根据土地耕作面积来区别确定税率。耕作面积越多，税率就越高。在1924年，苏联农村中纳税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达到10倍之多。对富农进行限制的同时，苏共对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采取了免税或者降低赋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1925年以后，这些政策的消极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为了避免纳税，许多农民选择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耕作土地，农民收入也因此增长缓慢。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在1928—1929年度，有56%的农户年收入为250卢布，人均为36卢布，略低于191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2]

虽然受到政策与制度的限制，但富农利用自己拥有生产工具和更高文化水平的优势，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力图进入苏维埃基层政权，以维护甚至扩大自己的利益。在1925年的基层苏维埃选举中，“在一些地方，强有力的富裕农民和哥萨克，有的甚至是真正的富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这引起了苏共的不安，为了防止富农在基层苏维埃选举掌握政权，苏共采取的措施是剥夺富农的选举权。在1924—1925年的选举中，有54.1万人被剥夺选举权，占全部农村选民的1.3%。^[3]新经济政策允许富农存在，但富农却被视为敌人。尽管富农受到政治与经济多方面的限制，但仍然有农民对新经济政策表示难以理解，一位农民给《农民报》的信中，非常认真地讨论了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判断发现，在他去过的所有地方都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可能是弄错了，本来应该是苏维埃资本主义共和国联盟，结果错写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4]在农民中出现这样的认识，原因在于，经历了革命与内战，大多数农民按照“公平与不公平的原则来评价政权的行动”。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信中表示，苏维埃政权对农村的政策是不公平的，当时在苏联农村一种有代表性的呼声是，“把土地拿走吧，让我们像工人一样，每天工作8小时，只要保证我们的衣食就行”^[5]。

限制富农的政策与取消富农选举权的行动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进一步富裕的中农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不愿意尽全力发展生产，以避免成为富农。因此，苏联在出现了一个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在超过1913年的水平以后，就陷入停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农业经济的潜力已经耗尽，但已形成的农村经济政策却无法释放这些潜力。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确立，农业的作用亦被确定为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服务于在苏联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回旋余地较1920年要小得多，因为对政策选择的限制性条件更多也更严厉了。

[1]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1,М.:Владос,2002,c424.
[2] Залесский　М.Я.,　Налог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деревне.Науka,1970,c82.
[3] E.Carr,Socialism　in　One　Country:1924-1926,Macmillan　Press　Ltd,　1978,p.347.
[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5] Кознова　И.Е.,XX　век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амя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М.:　ИФРАН,2000,c47-48.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eluosi/20221217914.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