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始不久，戈尔巴乔夫就明确提出：恢复党内民主是党的主要目标。党要真正保持其先锋队作用，就必须推动和引导社会民主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就需要首先在党内民主发展中作出榜样。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被苏共领导人认为是整个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后仅仅10个月，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当面对戈提出了批评(实际上是比较平和的批评)，使得戈勃然大怒。当场进行反批评以后，戈组织了两次对叶利钦的批判，并撤销了叶的党内一切职务，将其打发到国家建委担任副主任。而且，他还私下向叶利钦建议，永远不要再重返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对待叶利钦批评意见的举动充分说明他缺乏基本的民主素养，因为叶利钦对他的批判，其程度和语气都远远低于60多年前苏共党内各种反对派对列宁的批评。叶利钦遭此打击，“仍然相信(至少原则上相信)党的领导作用，并相信在苏共的领导下，人民将有美好未来”^[1]。虽然叶利钦在会议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受对他的批评，但他与戈尔巴乔夫却因此产生了无法消除的恩怨。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恩怨成为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政治对抗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叶利钦渴望进入戈尔巴乔夫的核心圈子。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使他的挫折感和怨恨日益强烈，在被戈尔巴乔夫撤销职务后，他的愤怒迅速增强。当局势翻转，叶利钦获得优势后，他对戈尔巴乔夫没有半点怜悯，而是公开采取报复”^[2]。

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召开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并决定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通过秘密投票产生。在选举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代表的过程中，普通党员并没有尝试积极参与党代会代表的选举，竞选主要在党内精英中进行。选举竞争成为精英争夺的战场，党内形成政治派别进而演变为政治对抗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在党内、苏联政权内和苏联社会中同时展开。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从1988年开始，党内选举自下而上，差额选举在1989年8月到达州委一级。这样的改革将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统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戈尔巴乔夫与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没有思考过。历史证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共走向瓦解的直接转折点，苏共所有领导人都是这一转折的失败者。在这个转折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已经被逐出政坛的叶利钦。差额选举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仅给叶利钦提供了重返政坛的机会，而且他还利用会议发言的机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受压制的改革家形象，由此获得了来自民间的大量支持，因为“俄罗斯人民总是同情为真理受难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位与政权有个人恩怨，同时能够在足够高的层次上对无所不能的官僚制度提出挑战的人”。^[3]因此，叶利钦重返苏联政坛就为开始在苏共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准备了领袖人物，“他决心为自己的政治复兴而战，也准备为自己对于苏联未来政治秩序的日益激进的观点而战。”^[4]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党内政治派别的形成已现端倪，即一些不满意选举结果的党员组成了党内的各种俱乐部。到1989年下半年，在苏共党内已经出现了至少八个具有自己政治目标的派别。苏共对派别活动视而不见的态度，鼓励了党内破坏既定制度的趋势，派别活动逐渐活跃，而“那个曾经以自己钢铁般统一而自豪的党现在开始逐渐裂为碎片”^[5]。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苏联政治改革的全部任务就是将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这是戈尔巴乔夫所有改革中最轻率的改革，因为苏维埃是一个立法机构，无论它拥有多少权力，也无法履行决策与执行机构的职能，这一改革是苏联陷入政治对抗与政治混乱，国家政权却无力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根源。

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中，正式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成立，他们宣布，将致力于推翻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大批的非正式组织和反对派政党出现，而根据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则为反对派在政权机构内形成提供了机会。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民代表差额选举中，许多党的领导干部未能当选。叶利钦本无竞选资格，但一位候选人将自己的名额让出，叶利钦成功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在第一次人代会期间，形成了名为“跨地区议员团”的反对派。它以叶利钦为首，包括几乎所有在人民代表选举中胜出的激进改革派成员。会议上，议员们争抢话筒发言，而且绝不允许反驳的情况说明，匆匆忙忙实现的民主更多的只具有形式，并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党内派别与其他反对派形成后，如果没有组织形式的障碍，按照其自身演变的逻辑或者规律，将迅速向“无原则的煽动”和日趋激烈的政治对抗转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切以前所表达的誓言、承诺都会让位于获取斗争胜利的手段。1989年的下半年，派别活动迅速演变为全面的政治对抗，这些政治对抗主要围绕政权的争夺。政治对抗的加剧，不但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而且无法在解决国家的紧迫问题上形成共识。

进入1990年，“苏联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蔓延到所有领域：生产与分配、国家机构、人的社会生活、世界观与文化、伦理与道德、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的关系、民族间的关系等都陷入了危机”^[6]。在苏联已经陷入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没有专注于解决危机，而是将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在1990年3月的非常人代会上，通过了取消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的决议，同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非常人代会上，“实际发生的事情，立即被称为‘苏共自杀’：事实上没有建立新的政权体制，苏共就自我解除了权力。这也许可以同尼古拉二世放弃皇位相提并论。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既未陷入长期的世界战争，社会中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更不存在‘革命形势’”^[7]。戈尔巴乔夫误认为，只要自己成为总统，就可以掌控苏联的改革进程，这又是一次一厢情愿、结果与目标完全相反的改革，因为这次改革在苏共已经分裂的情况下，创造了新的国家分裂的条件。

到1990年5月召开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选举新的俄罗斯领导人时，苏共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分裂并正在滑向瓦解的深渊。由于俄罗斯联邦在苏联举足轻重的地位，戈尔巴乔夫为保住对俄联邦的控制，亲临大会，对出席大会的苏共代表发表讲话。虽然叶利钦得到苏共党内民主派的支持，但当时这个派别的力量仍然有限，如果苏共代表按照中央的要求投票，叶利钦是无法获胜的。在关键时刻，叶利钦打出俄罗斯主权高于一切的旗号，导致200多名苏共代表违背党组织要求，临阵倒戈，投票支持叶利钦，从而使叶利钦获得了更有实际价值的权力。叶利钦获得俄联邦的最高权力，加快了苏共瓦解的速度，也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此前，苏共党内的政治派别主要通过宣传舆论和街头政治进行政治对抗，现在，通过叶利钦掌握的政治权力，这种对抗就引入到政权内部，形成中央与俄联邦的政权对抗。而叶利钦则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本派别的人任命为俄联邦政府各机关的负责人，还利用已经掌握的各种资源支持反对派的活动。苏共正式开始推进党内民主后不到两年，已经深陷全面而深重的组织危机之中，其严重程度在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党内的政治对抗已经演变为政权对抗，思想、理念等等的争论虽然还在进行，却没有多大意义，权力争夺成为政治对抗的主线。

苏共在全面的政治、组织危机中迎来了第二十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除了向全世界展示了苏共的分裂与虚弱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大会前，苏共发布了新的纲领草案，苏共党内两大政治派别苏共民主派和苏共马克思主义派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纲领。会上的情形跟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不容人反驳，争抢麦克风发言。而来自地方单位和基层党组织代表的发言却说明，自1988年后大规模推进的苏共党内民主化，没有取得真正的实际效果，这些代表都是支持改革的，因此，他们有深深的挫败感。他们的挫败感来自于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决策没有多大的影响。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观察到，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打算真正实现党的民主化。而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也发现，党的领导并未建立一个机制来听取或者他们从来就不打算听取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意见。^[8]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多地是一种形式，它并未解决党内民主发展的问题。在会议最后一天，叶利钦以抗议的姿态宣布退党，“对形成不再信任党的局面及后来党的瓦解起了巨大的作用”。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但代表们都感觉，这些决议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不会得到执行，不会有人为实现它们而斗争，也不会有人要求实现它们。^[9]

苏共二十八大一结束，苏共的瓦解就开始加速。一年内，400万党员离党而去。其中一些党员是因为发现加入苏共不再是实现个人梦想的条件而退党，更多人的则是因为对苏共的失望而离去。在退党潮中，更多的党内政治派别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苏共在二十八大后实际上已经处于瓦解状态，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像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大国，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首先是苏共的统一。一位立陶宛的老共产党员曾经向斯大林提出为什么在宪法中要写上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而这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斯大林回答说：“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俄罗斯学者就此指出：“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的分裂。”^[10]当苏共实际上已经处于瓦解状态，苏联的解体就不可避免了。

[1] G W.Breslaur,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0.
[2] M Zlotnik, Yeltsin and Gorbachev: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Winter 2003.
[3] 多布罗霍托夫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4] G W.Breslaur, 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1.
[5] Gooding, The XXVIII Congress of the CPSU in perspective, Soviet Studies, 1991,2.
[6] Хасбулатов Р.И., Полураспад СССР. Как развалили сверхдержаву,М.: Яуза-пресс, 2011,c97.
[7] Бобков В.Д. ,Как готовили предателей,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2011,c205.
[8] Прокофьев Ю.А., До и после запрета КПСС, М.: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05.c95,225.
[9] Болдин В.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М.С. Горбачева,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5,c363.
[10]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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