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1953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贝利亚提名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会议顺利通过了这一建议，马林科夫当选为苏联新的部长会议主席。会议选举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林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但苏联的继承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仍然没有产生。

曾经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谢皮洛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最有可能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是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党内和国内，没有一个人认为，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贝利亚，将可能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或者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当然，他们使用了其他方法：许愿、阿谀奉承、阴谋和诽谤，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行动。”“在领袖去世的那天，所有人，除了赫鲁晓夫和贝利亚——他们正在谋划自己的路线图，都认为，应该防止在党和国家体制中再次出现个人专权的现象。不过，经验告诉我们，需要做好准备，不要贸然行事，这样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恢复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1]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实际是当时所有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共识，包括贝利亚在内，而并非是后来被称为改革者的赫鲁晓夫。而且，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希望能够成为党的领导人，但两人的行动方式表面不一样，目的却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都准备通过非斯大林化来达到目的，他们当然都知道宪法改革是如何失败的，但似乎都不准备说明真相。

在3月9日斯大林葬礼后，苏联领导人立即开会讨论如何对待斯大林及其政策的问题，会议持续近一周。会议上多数人都提出了政策需要大幅调整与体制改革问题。

会议结束后，“贝利亚发起了一系列自由化与非斯大林化的改革，特别是非俄罗斯化的民族政策。这些改革有一部分是为使新领导人获得广泛支持而提出的”^[2]。他还明确向其他领导人表示，要恢复法制，要限制国家政权机关滥用权力，不能平白无故地将人关进劳教营，要缩减安全部门的编制;比马林科夫更明确地提出反对个人迷信;主张给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限，更多地使用民族干部;主张缓和国际局势，不要强迫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至少速度不要那么快;他还主张削减军费，将更多资金用于人民生活等等。而且，贝利亚认为，所有领导人都必须坦诚地向人民讲清楚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在大清洗中的表现，那时一切才能真正开始。

斯大林葬礼后不到半个月，新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3月22日起，斯大林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不久，“斯大林宪法”被改称为“苏联宪法”。在贝利亚主持下，苏联发布大赦令，大赦判刑5年以下的犯人，100多万犯人被释放。几天后，报纸发布内务部公告，宣布“医生的阴谋”不存在，为所谓的“医生谋杀案”平反。“贝利亚开始了摧毁古拉格系统的行动，致力于使人获得自由，尽管是部分自由。根据贝利亚1953年的建议，古拉格系统实际上被摧毁。”^[3]这些都表明，贝利亚准备在对苏共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清理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但他以非斯大林化入手，表明他的改革不会走得太远。

在贝利亚采取实际措施来解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问题，缓和国内紧张局面时，赫鲁晓夫却不断地在其他领导人之间进行密谋反对贝利亚的活动。通过一系列的私下交谈，赫鲁晓夫成功地使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两位苏联主要领导人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林支持自己清洗贝利亚的计划。然后，赫鲁晓夫成功地说服朱可夫等苏联高级将领动用国防军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作为国家安全机关首脑的贝利亚，对这些密谋毫无所知。

6月26日，当贝利亚完成平息东德骚乱从柏林返回时，立即被清除。这就是在俄罗斯至今仍是悬案的贝利亚案件，他到底被使用什么手段、在什么时间被处决的，至今没有可靠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贝利亚的指控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捏造罪名，比如指控贝利亚是英国间谍、贝利亚准备搞政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贝利亚如果要搞政变，不可能对针对自己的阴谋毫无所知。苏联解体后开放的档案文件也说明，对贝利亚的指控中没有发动政变的具体内容。对贝利亚的其他指控全部涉及贝利亚的改革和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苏共中央1953年7月全会对贝利亚进行了全面批判，恰恰这些批判使后人得以了解贝利亚提出的那些改革举措。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安德列耶夫在7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道：“千百万人都知道，天才的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都知道，列宁与斯大林的作用是什么。现在居然提出什么个人迷信问题，这就是贝利亚的招数。”^[4]这充分地说明了，对贝利亚的清除与批判恰恰与当时苏联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但也说明，贝利亚并不准备说明全部真相。

从斯大林去世到贝利亚被清除掉，时间共113天。对贝利亚在这113天中的改革，俄罗斯历史学家洛莫夫写道：“一批当代作者积极评价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行动，贝利亚的行为被看作是非斯大林化的第一个尝试，是走向解冻的第一步。”^[5]而美国历史学家陶博曼也认为：“他的改革预示了赫鲁晓夫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行动。”^[6]问题在于，贝利亚长期情报工作的经历，使他对问题的判断更准确，行动也更严密，类似赫鲁晓夫后来那样的草率行动，可能不会发生。而且，由于要除掉贝利亚，贝利亚提出的改革要求就必须停止，因为这些要求已经在苏共中央7月全会上受到全面批判，于是，苏联的改革被延误了三年。清除作为苏联第二号领导人的贝利亚，同时清洗了一批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其手法与大清洗一样，这就再一次将苏联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暴露出来，即苏共和苏联政府包括军方最高领导人完全不受任何制约，几乎所有政治行为包括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命运这样的政治行为，都可以由个人意志所决定，蔑视法律的俄国传统，在苏共领导人身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除掉贝利亚，赫鲁晓夫向着获得苏共的最高领导权接近了一步，但他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他面临的下一个障碍就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分工，苏共中央主要从事政治、宣传与组织工作，部长会议主要抓经济建设。马林科夫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后，立即提出调整经济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注重发展轻工业等等，在民间有了良好的口碑。1953年11月，赫鲁晓夫的朋友、国防部长布尔加林向马林科夫建议，选举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无法拒绝，因为当时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已经对一人兼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个人专权现象不满。于是，在随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终于如愿以偿地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1954年开始，在莫斯科和外省，召开了一系列领导干部和专家参加的会议，这些会议不但讨论农业问题，也讨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问题。赫鲁晓夫马不停蹄地走遍苏联各地，到处发表讲话，干预地方领导工作。这样，赫鲁晓夫就成功确立了自己的声望。他明确宣布，要将党的职能转变到对所有国家与社会机关实行绝对领导方面来。马林科夫被排挤到第二位，他已经明白，自己厄运难逃。

对马林科夫的第一次打击很快就来了。1954年1月24日的《真理报》发表了谢皮洛夫的文章《党的总路线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文章强调了党在所有重要生活领域的领导作用，并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政策定性为修正主义，是一种右倾思想。谢皮洛夫批判的思想正是马林科夫在1953年提出，并受到欢迎的思想，当时也未发生争论。在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会议一开始就直接对马林科夫提出批评，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1月31日的报告中，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作为政府首脑，缺乏足够的政治敏锐性和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坚定性。马林科夫提出加快轻工业发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所以，一些无能的经济学家抓住马林科夫同志的错误讲话，就苏联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优先发展轻工业。”^[7]马林科夫辞职后，赫鲁晓夫的朋友布尔加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曾经在关键时刻支持他清洗贝利亚的朱可夫重新当上国防部长。从布尔加林建议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到布尔加林当上部长会议主席，包括谢皮洛夫的文章，显然都不是毫无关联的偶然事件。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将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列，其政治形象显得更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不是改革者。不论其动机是什么，他扳倒马林科夫的第二次密谋，使得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被推迟了，而且特别有害的，是此后的苏联没有人再敢于提出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思想，苏联经济因此长期不能摆脱加速工业化时期确立的发展战略。他将斯大林宪法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党政分工重新转变为党领导一切，不但扭转了斯大林开始的符合国家政治发展趋势的改革，使苏联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重新回到1936年以前，实际上也就将苏联的政治改革引入了死胡同，同时，也对后来苏联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共对经济生活过严监督造成的。”^[8]

[1] Дмитрий　Шепилов,Непримкнувший,Вагриус,2004,c13,24.
[2] Derek　Watson,Molotov:A　Biography,Palgrave　Macmillan,　2005,p.244.
[3] Кобба　Д.В.,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П.　Берия　(1939-1953　гг.)Москва,　МПГУ,　2002,c172.
[4] В.　Наумов,Ю.,　Сигачев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9,c344.
[5] Кремлев　С.,　Если　бы　Берию　не　убили...　Вечная　память!,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12.c23-24.
[6] Уильям　Таубман,Хрущев,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8,c271.
[7] Баландин　Р.К.　Маленков,　Третий　вождь　Страны　Советов,М.:　Вече,　2007.c229.
[8] Peter　Rutaln,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Stagn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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