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去世后，苏共开展了“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在很短时间内，苏共党员人数增加了25万多人，占当时苏共党员总数的1/3，到1928年，苏共党员中有80万名党员是在1924年开展的吸收党员运动以后入党的。新加入苏共的党员，大多数都是新工人。苏共开展吸收党员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扩大党的队伍为日益增加的对干部的需求提供组织基础，也是为了体现苏共的工人阶级性质。但这些新党员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与苏共的想象并不一致，但却成为影响苏共党内斗争结果的重要因素。

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结束后，各个地方党委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显示，新吸收的党员，与经历了革命和内战的党员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别，即新加入苏共的党员入党动机多种多样。一份报告中写道：“新吸收的党员中有一半入党是因为害怕被裁员，而技术熟练的工人，很少有入党的。”布良斯克州委的报告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新党员，是为了保证自己不会被裁员或者失业。”几乎所有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报告都谈到，有许多党员入党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莫斯科州委书记扎斯拉夫斯基说：“‘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吸收了一些最贫困的工人，因为他们对谁生活得好更敏感。”^[1]而内战结束后开始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在老党员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扎斯拉夫斯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政策转变太突然，企业又还给了以前的老板。而且，创造重工业基础的计划已经被毁了。”^[2]新经济政策也引起了工人对苏共的普遍不满。一位失业冶金工人写道：“今天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贵族和大公。”^[3]许多新党员则根本不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除了具有专业技术的熟练工人外，大多数工人的收入并没有得到提高，在有的企业工人收入还出现了下降，工人的不满也同样强烈。特维尔省的工人表示：“给我们面包，也不要引入所谓的‘合理化管理’，你们用它制造了无情的失业。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代表，这些代表从来就不保护我们。”^[4]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面对的主要政治难题，已经是如何继续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不能停留在给予工人阶级更高的社会地位，执行工人阶级优先的社会政策，也不能停留在给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将工人阶级作为党员和干部的主要来源。如果要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必须解决就业问题，并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使国民经济恢复以后，苏联的就业形势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因为，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进入市场，只要进行合理化管理，就会有极强的成本意识，减少用工常常成为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当城市就业形势恶化时，农村也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特别是接受了新思想的农村青年，由于农村没有流动的机会，开始大量涌向城市，使得城市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就业问题转变成为政权稳定问题。新党员、老党员与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共同诉求实际是相同的，即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需要通过经济地位来体现，需要通过稳定的工作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来实现。这恰恰是革命曾经做出的承诺。

不过，苏共在政治上仍然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在大批吸收新党员后，为了提高新党员的政治意识，也为了提高所有党员的知识与文化水平，苏联政府专门拨款建立了政治教育体系，这些学校专门培养宣传鼓动员以及党与国家的中层干部。苏联政府还建立了工人夜校，对工人进行业余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工人夜校的退学率很高，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下来。但无论如何，这些学校对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和鼓励社会流动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学校，特别是政治教育体系构成苏联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虽然苏共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给工人阶级更多的机会，包括主要从工人阶级中选拔干部等，但这毕竟只能解决工人阶级中有雄心也有能力的工人寻求发展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工人，这些措施与他们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而在苏联报刊上不断出现的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再次激起了一部分工人的革命想象。这正如西伯利亚一位工人所说：“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列宁没有完成这项工作。”^[5]当时发生的一些罢工，也表明工人阶级的不满正在增强。

对于工人阶级与普通党员的诉求，苏共领导人当然不会一无所知。斯大林在1927年就认为，工人罢工是因为他们希望从企业利润中得到更多份额，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6]然而，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即使得到恢复，也无法满足工人阶级的诉求，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通过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期盼与想象，使得苏共无法在短期内确定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不断发生的党内斗争，也白白耗费了苏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开启加速工业化进程的五年时间内，苏共党内共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理论争论与政治斗争，争论与斗争的中心问题，都是苏联应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25年的苏共十四次到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后，斯大林在依靠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回击左翼反对派的进攻，并取得组织上的胜利后，在十五大提出“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取得了理论上对左翼反对派的胜利，并将世界革命的想象暂时搁置一边，为按照自己的设想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组织和思想条件。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体现的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想象，而实际上，在内战结束后，苏联的革命势头已经失去了动力，新经济政策显现的是革命的退却，党内与工人阶级的不满日益明显。国家需要新的理论和政策来指明方向，激发革命的想象力。这个理论就是“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论”，这个政策就是斯大林阐述的苏联工业化道路与工业化战略，“它在党内激起了新的热情，而且，这种干革命光荣的热情还扩大了党外。它宣告不依赖西方，相信自己的国家有能力前进，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未来”^[7]。斯大林提出“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论”，考虑的不是苏联当时是否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而是为了使苏联摆脱世界革命的想象，使党和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将精力和资源集中于解决工业发展问题。这一理论的提出并被全党接受，斯大林就成功地将苏联从对世界革命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斯大林更近似于斯拉夫派，他本能地反对对任何外国的依赖，包括对世界革命的依赖。

而且，斯大林也许是苏共领导人中第一个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多数对发生在中央的争论没有兴趣的人，当时的实际上情况也的确如此。“80万新党员中的大多数既不能理解，也不关心在老布尔什维克中间发生的理论争论。”而且，“布尔什维克高层中间发生的争论，对于外省的干部而言，也无重要意义”。其原因在于，反对派的纲领已经脱离苏联社会实际，正如一位反对派成员所说：“不可能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忘记了世界革命。”^[8]这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显然与基层的诉求相去太远。但苏共党内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和联合反动派，从1923年到1927年11月，与苏共中央基本上一直处于争论和斗争之中，并自以为能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虽然他们提出的问题并非没有道理，他们的理论观点也并非没有意义，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依据世界革命胜利为前提的，因而逐渐失去了工人阶级与基层党员的支持。在每一次各级党组织会议上，都会出现绝大多数党员抨击个别左翼反对派的情况。“我们党已经极端厌倦从1923年开始的没完没了的争吵，经济在增长，情况在好转，但分歧并没有因此趋于减少，相反是越来越多，而且激化为争吵。大家的厌烦情绪已到了极点。”^[9]

当然，对于苏共而言，党内存在反对派可能是党内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问题在于，苏共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与俄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继承了不妥协同时蔑视法规的俄国传统，这使得左翼反对派走上了挑战和破坏既定的党内纪律和规则的道路。斯大林最终击败左翼反对派和联合反动派，依据的恰恰是列宁制定的党内制度和纪律，坚持的是列宁在政治遗嘱中提出的防止党分裂的原则。但斯大林在与联合反动派的争论与斗争中，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除了将所有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开除党，还将其骨干分子流放到遥远的中亚。对联合反对派的斗争，保持了党的统一，符合绝大多数党员与干部的意愿，却使得处理党内矛盾走上了逐步升级的道路，最后发展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方式。在打垮布哈林为代表的右翼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消失了。反对派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在多年的动荡后需要的是秩序和安定，“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主流政治气氛是非政治化的”^[10]。

在右翼还没有被完全打垮的1928年底，苏联全国庆祝斯大林50大寿，盛况空前。虽然没有实际制度，但从这一刻开始，党内权力已经实际上集中于斯大林个人，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

[1] Vladimir　Brovkin,Russia　after　Lenin,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　Routledge,2005,p.192.
[2] David　Priestland,　Stal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8.
[3] David　Priestland,　Stal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5-156.
[4] Vladimir　Brovkin,Russia　after　Lenin,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Routledge,　2005,　p.143.
[5] Vladimir　Brovkin,Russia　after　Lenin,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Routledge,　2005,p.201.
[6] David　Priestland,Stal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86.
[7] 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8] Vladimir　Brovkin,Russia　after　Lenin,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Routledge,　2005,　p.199-202.
[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7。
[10] Vladimir　Brovkin,Russia　after　Lenin,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921-1929,Routledge,　2005,　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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