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1]苏联文化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派，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到在解冻时期加入人道主义内容，实际上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革命现代性的意义系统，在苏联人民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起意义联系，为实现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供精神动力。但任何社会，不管其原来的文化基因如何，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原来的意义系统都将遭遇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要的挑战。观察世界现代化的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哪一种现代化道路，在走过工业化阶段以后，原有的意义系统都陷入了危机。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恰恰经历从工业化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苏共的政策又鼓励了革命现代性的日常化转变，苏联文化随之发生变化，变化中的苏联文化与苏联自革命时期开始形成的革命文化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渐行渐远。

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不久，世界就送给苏联文化一份大礼。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不一样，肖洛霍夫的作品自斯大林时代开始，就被苏共认为其作品是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曾经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无疑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令人自豪的开端。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科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到1980年，苏联拥有140万名科学工作者，占世界全部科学工作者的1/4，其中科学博士与副博士43.4万人。到1980年，苏联有500名科学家被聘为外国科学院的院士，有81名科学家获得各类著名的国际科学奖，仅在物理学领域，苏联就有7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与美国相比，苏联的总体科学实力仍有差距，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同样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西方专家估计，“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科学城的俄罗斯知识产权就值4000亿美元”^[2]。这足以说明苏联科学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技术发明数量之巨大。

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巨大成果的。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学、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都取得了苏联立国以来的最大成就。“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历史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之一，就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苏联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出版了革命史、内战史和卫国战争史百科全书。苏联历史学家在对古代和现代俄国历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3]当然，这些学术成果仍然不同程度地带有某种教条味。

苏联教育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展，使苏联的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1980年，苏联的普通中小学有学生4430万人，职业技术学校有学生366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有学生461万人。高等学校数量达到883所，在校生超过500万。教育的发展，提高了苏联人力资源的文化水平。在1980年，集体农庄庄员中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比例为63%，工人中的比例为75%，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中，这个比例为83%。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的文化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在赫鲁晓夫时期正在写作的非斯大林化的文艺作品或者学术研究成果得以继续出版。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出于政治稳定的目的，勃列日涅夫停止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1965年，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斯大林的形象出现在为庆祝胜利而拍摄的影片中，他对战争的领导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那些专门为非斯大林化写作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学著作被禁止出版，如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等。停止非斯大林化，并不意味着苏共的文化政策回到斯大林时期，而是在对一些涉及苏共历史与苏联体制的题材设定禁区，在其他方面甚至比解冻时期更加开放，比如对创作形式与方法的探索。同时，斯大林时期被禁止出版、赫鲁晓夫时期也未开放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也都陆续出版，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以及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等人的作品。

苏联文化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品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统帅们纷纷出版了战争回忆录，如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华西列夫斯基的《毕生的事业》、巴格拉米扬的《战争是这样开始的》等等。这些战争回忆录对斯大林充满了赞扬之词，认为战争的胜利与斯大林的领导分不开，实际上起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作用，这也对后来文艺作品中斯大林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影响。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初十年，经历了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到1980年，苏联已经有7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城市里。在1950年代末，城市居民70%以上在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工作，属于传统的蓝领工人。到1980年，苏联40%的城市居民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即属于白领工人，在工业等传统领域就业的城市居民开始迅速下降。虽然，由于苏共仍然将工业发展放在首位，但苏联实际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苏联社会学家认为，从革命到1970年，苏联城市人口经历了三代人的变化：第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在1930年代开始工作;第二代出生于1930年代，在1950年代开始工作;第三代出生于1950年代，在1970年代开始工作。这三代人中，每下一代城市居民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都大幅度减少，每下一代的城市居民中，都会有1/3的人沿着社会与职业的阶梯向上流动几个台阶。^[4]第一代人经历了革命、内战、工业化和卫国战争，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从无产阶级文化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无论何种社会主义文化，都能够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并能够为他们提供意义系统;第二代人经历的是战后恢复与1950—1960年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纯正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解冻后苏联文化的发展恰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并仍然能够为他们提供意义系统;而第三代，当代俄罗斯学者亦称其为七十年代人，对文化有着全新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一种分散化的、多元化的需要。

苏联出现这些变化恰恰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虽然国家的历史传统与国情会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后，出现的问题却大体相同，类似文化转变在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这是因为，文化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增强人们对自我价值的期待和肯定，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富于变化的活动，从事自己的业余爱好活动以及那些受社会尊重的活动。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革命与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已经无法引起七十年代人的共鸣，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对七十年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外在于宏大思想的家庭问题与职业问题。”^[5]这是苏联革命现代性日常生活化的动因，也是它的结果，是苏联革命时期结束的真正标志。

与社会的这种变化相一致，“国家的文化生活仍然焕发出活力，表现出多样性”。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按照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知识分子分裂成几个集团，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不同方向，进行着激烈的有时甚至是不妥协的争论”。^[6]知识分子的分裂中，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多元文化，当然，在这个多元文化中没有给反苏反共留出空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仍然被一些文学家坚持，而文艺表达形式的探索就更多了。

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也仍然在继续出现，但这些作品对问题的认识已经落后于时代，因而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将苏联青年不再阅读法捷耶夫等作家的作品归因于西方文化的渗透，这种认识显然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在这一时期的一大变化是作品的主观化，即文艺作品更注重对个人、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如冈察尔的《你的朝霞》、邦达列夫的《选择》、《岸》和艾特马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都属于这一类作品。这一时期文艺作品的一大特色，是对苏联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映。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并不都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在所有现代化国家无一例外地都遇到，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无法解决。如青年人的颓废、物质主义盛行、婚姻危机、宗教复活等等，不断出现在苏联作家发表于1970—1980年代的作品中，并不断引起苏联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如作家利帕托夫的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从艺术角度看价值不高，但因为该书描写一个干部子弟在家人的安排下，一路顺风走上领导岗位却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寄生者而引起了苏联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报刊上进行了包括大量读者参与的持续两年的讨论。所以，在这个时期的苏联文艺作品，即使对美好事物的表现，也与过去差别极大，或者说，这些作品与经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距离越来越远，而离普遍的人性越来越近，比如，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湖畔奏鸣曲》等等。文艺作品的这些变化，反映的恰恰是革命现代性日常化以后，社会所面临的新的矛盾。

后工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文化成为真正的消费品，由于苏共仍然将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所以，苏联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商品化的文化没有马上形成绝对优势。但这一时期苏联的流行文化已经崭露头角，通俗小说在这一时期发展特别迅速，除了阿达莫夫的《侦查员洛谢夫》外，比库里的历史小说也是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大众小说。流行音乐与其他来自西方的流行文化开始在苏联社会盛行，而对时尚的追求也成为苏联青年男女的一种生活方式，一部分青年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

对于因为国家现代化与革命现代性日常生活化产生的新问题，苏共的理论不能给予充分的解释，已经分裂的苏联知识分子，按照各自对苏联出现问题的理解在作品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能够被苏共接受的多元化文化。

回到俄国传统，是苏联这一时期文艺作品提出的一种主要选择。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主张。影片通过1958年全苏青年人蜂拥而至莫斯科，观看法国电影节放映的影片和1970年代青年人开始热衷于摇滚乐，表达了一种类似于俄国传统中的观念：俄国人过于迷恋西方特别是西方文化中那些肤浅的内容。给孩子取一个外国名字的时尚也受到含蓄的批评。至于影片充满的乐观主义，有苏共领导认为，这与《夏伯阳》是一致的，而实际上，“影片所充满的乐观主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多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经典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主张人必须忍耐，必须经受苦难，然后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发现了意义，发现了爱”。电影导演的目的之一，就是传递俄国的民族特性，“从观众的热烈反映来看，他获得了成功”。^[7]

在1970年代的苏联文学，“出现了一个在世界上并无类似情况的流派”，“这个流派聚集在《我们同时代人》杂志”，“获得了乡土派的称号，尽管他们与现实的乡村并无联系”。^[8]乡土派是赫鲁晓夫时期乡村文学的继续与演变，却将乡村文学对乡村传统的怀念与苏联的现代化对立起来，而且加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元素。其代表者为拉斯普京和别罗夫。拉斯普京的成名作《告别马焦拉》描写了在苏联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300年传统的村庄如何在抗争后淹没在水电站大坝的水下，“所有淹没在水库蓄水下的马焦拉的一切，代表着一个消失的黄金时代，也代表着衡量当下衰落的基准点”。别罗夫在《我们同时代人》发表的小说《一切在前》，本质上是一部反现代化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牢牢地坚守乡村小说的传统，却不是将乡村理想化，而是将城市妖魔化。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对俄国的社会弊病，不仅归罪于城市生活方式，而且归罪于犹太人的‘有害’影响。”^[9]苏联在1970年代出现的乡土派，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对传统造成破坏的批判。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其主张不能被苏共容忍，其作品也无法在苏联的报刊发表或出版，而且，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于是在苏联形成了体制外的文化——持不同政见运动。

[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7页。
[2] 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3]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2, М.:Владос, 2002,c357.
[4] Верт Н.,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991, Весь мир, 2008,c459.
[5] Арсений Замостьянов,Обретение жанра, Знамя, 2001,№ 10.
[6]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Книга2, М.:Владос, 2002,c361.
[7] Edited by Anna Lawton, The Red Screen: Politics, Society, Art in Soviet Cinema, Routledge, 1992,p.237-238.
[8] 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РОЗАиК, Москва, 2013,c395.
[9] S. Cosgrove,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oviet Literatu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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