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整改善了农业经济状况，苏联经济的内在矛盾却未解决。在苏联领导人不断宣称苏联将赶超美国的情况下，维持大大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到1950年，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仅为美国的33%。为了尽快赶超美国，苏联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经济中矛盾日益尖锐，这就迫使苏联新的领导人不能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改革。由于苏联工业化初期对民生工业投入有限，同时由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只要进行政策调整，计划经济也有继续发展的空间，这就使得苏联领导人进行以改革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有限改革加上某些政策调整就带来了新的经济快速增长。

1957年2月的　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撤销原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各联盟部和共和国部，将苏联划分为105个经济区，在每个经济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接管原属联盟部与共和国部的职权，领导地方的经济工作。经此改革，除了国防等少数工业外，其他工业企业全部下放到地方管理。这项改革使地方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权力，刺激了地方领导人的积极性，使苏联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苏联领导人对工业经济发展进行了政策调整。改革与政策调整推动苏联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到196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4%以上，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5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的三倍，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其中纺织工业、建材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1]这是更多资金投入到民生工业的结果。因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住房建设、民生工业和农业，苏联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自二战以来有了实质性的大幅提高，1956—1965年共有1亿8百万苏联人住进了新建的住宅楼。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最令人鼓舞的，是苏联在1960年，经过10年的追赶，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96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相当于美国的58%。所以，1950—1960年的10年，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这10年不但经济增长速度不亚于大转变的10年，年均增长达到10.3%，大大高于同期美国的增长速度，也高于被认为创造了奇迹的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增长速度，而且还是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10年。新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极大地增强了苏联领导人追赶美国的信心，他们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具体时间表。

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通过仅仅8个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引起全球轰动，令世界不敢小瞧苏联的工业与科技实力。又过了一个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宣布接受并劝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接受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为首地位，赫鲁晓夫的自信进一步膨胀。他对经济改革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无暇顾及，而是急急忙忙地在1957年5月向苏联人民也是向全世界宣布，在3—4年间，按人均计算，苏联的肉类、奶和黄油产量要超过美国，“开始了在肉类和奶制品生产方面与美国的竞争，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2]。因为1957年苏联的人均肉类产量为36公斤，而美国的人均肉类产量为96公斤，如果要在3年内赶超美国，苏联肉类产量的年增长速度必须达到40%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无法实现的。当莫洛托夫提醒赫鲁晓夫注意计算问题时，赫鲁晓夫说：“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这是个政治奇迹。”^[3]

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齐集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宣布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在15年内，苏联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要赶上并超过美国。在1958年1月，赫鲁晓夫又宣布：苏联“正在科技进步领域超过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4月，他进一步补充说：“现在该美国想一想了，它将如何追赶苏联。”为了将赶超美国目标正式确定为党和国家的目标，赫鲁晓夫决定将这个目标写进党纲。一个专家小组专门对苏美两国在未来10—15年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比较研究，专家组成员、曾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的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反对“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试图匆忙解决问题的做法”^[4]。尽管遭到专家反对，赫鲁晓夫还是在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宣布，苏联大概在1970年就能超过美国。

就在赫鲁晓夫将赶超美国的时间不断提前时，他推行的改革却遇到了麻烦。改革虽然激发了地方的积极性，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但破坏了经济秩序，带来了经济混乱。因为地方领导并不关注全国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地方利益。同时，工业化时期建立的大型工业企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产品生产的配套问题，它涉及的是部门与部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而赫鲁晓夫的改革结果是，破坏了几十年时间内建立起来的企业间的生产联系，破坏了很久以前就已在不同地区建立的企业与部门之间的联系。这就使得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要解决问题比改革前更加困难。

不过，在1958年，虽然改革带来的新矛盾开始显现，但经济仍然在继续增长，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暂时还顾不上对改革的后果进行认真的评估，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赶超美国。在已有改革并未稳定推进的同时，赫鲁晓夫又在1958年底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撤销拖拉机站，合并集体农庄，发展国营农场。在相关的改革决议通过后仅三个月，大多数机器拖拉机站已经被撤销，它们的所有机器和拖拉机都要求集体农庄买下来。于是，新的矛盾出现了：集体农庄买下了机器和拖拉机，就没有资金用于再生产;苏联的农机产业因此遭遇灾难，因为农机生产企业生产的农业机械，一直是向拖拉机站供货，现在拖拉机站没有了，只能卖给集体农庄，但集体农庄却无力再购买新的农业机械，因此，在一年内，苏联各类农机销售量下降了60%—96%不等。特别严重的，是随着机器拖拉机站的撤销，训练有素的农机手中有50%离开了农村，集体农庄无法提供足够的技术熟练的农机手，农机由于使用不当而损害率不断上升，农机大量损坏。这一切都使得已经好转的农业又开始走下坡路。这次改革的结果再次证明，赫鲁晓夫的改革，总是操之过急，缺乏对细节的研究。“这种未进行经济分析，缺乏试点的改革，最终不但未能使国民经济获益，反而给它造成危害。”^[5]

到了1959年，苏联经济的混乱已经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一些下方给地方的权力被中央收回，规定要坚决制止地方主义。国家计委重新担负起协调地方经济的责任却无法对资源进行调配，于是一些不同的委员会建立起来，行使以前各部的职能，地方经济委员会的权力逐渐减少。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地方经济委员会就被撤销了，中央计划机构又重新接管了经济管理的权力，一切又回到改革前的状态。

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出现混乱的同时，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将农村政策调整和改革取得的成果一笔勾销，而且将苏联农业引向困境。

提出在肉类产量赶超美国的目标以后，苏共向各地方党委发出要求高度重视肉类生产的通知。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保证使当地的肉类产量在1959年翻一番。梁赞州的保证立刻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关注，其他地区被要求以梁赞为榜样。但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知道这样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于是在全州出现了造假行为，包括农民购买肉类然后再卖给国家。1959年，梁赞的肉类产量终于翻了一番，州委书记获得嘉奖，他承诺1960年将继续翻番。但是，到1960年底，造假终于无法继续，梁赞州党委第一书记自杀。此后数年，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的肉类产量一直未能达到1959年的水平。

受到美国经验启发，赫鲁晓夫决定对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改革。1961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农业部，缩小其权限，规定其工作主要是技术性的。于是整个农业部被迁往农村。整个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混乱，这就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但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却认为，这是农民花在自留地上的时间太多、在集体土地上工作时间太少造成的，所以，对农民销售自留地产品的限制加强了，到后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留地产品的农民被视为投机倒把者，遭到禁止。到1962年，自1953年开始的政策调整与改革的成果基本被取消了。

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赫鲁晓夫决定采取经济手段刺激农业生产，1962年5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采纳了赫鲁晓夫的提议，将肉产品价格提高35%，食用油价格提高25%。对于苏联民众，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是难以接受的，涨价很快变为一次政治危机。涨价消息一公布，莫斯科就出现了内容为“今天涨价，明天我们指望什么”的传单，类似的传单很快出现在苏联其他城市。^[6]到了6月，民众的不满引发了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建设工厂的工人罢工。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食品供应，不久罢工浪潮席卷整个城市。起初，罢工工人进行和平示威，但很快就转变为占领政府大楼。受命前往解决问题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发现无法“和平调解”，最后出动军队才平息了事件。“参与示威的民众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们高举红旗和列宁画像，唱着国际歌。”^[7]肉产品和油料涨价引发的政治危机真切地说明，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进行的改革已经在民间失去了支持，激发了强烈的不满。

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赫鲁晓夫的改革热情却没有丝毫下降，也未对已实施的改革措施及结果进行冷静思考和总结。在1964年，他又提出了一项重大改革方案，在莫斯科建立12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对粮食、畜牧业、农机等12个领域的生产进行指导。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这些改革加强领导机关的专业化，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项改革将彻底瓦解原有的管理体制，给苏联农业造成新的混乱。这项改革原定在1964年1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然而，他永远等不到该方案通过了，因为各级领导干部都心知肚明，他的这项改革带来的只能是新的混乱，苏共干部队伍中他的支持者锐减，他不得不黯然下台了。

从掌握全部实权到下台的九年间，赫鲁晓夫一直在改革，除了初期政策调整带来的经济新的高速增长，1958年以后的改革基本都失败了，还造成了经济混乱。这当然不是赫鲁晓夫的本意，而是因为他认识不到，苏联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任务以后，计划经济的优势正逐渐递减，如果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不能停留在对计划经济的修补，而需要引入市场机制，赫鲁晓夫一代人显然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但无法否定的是，赫鲁晓夫办事轻率的作风是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的轻率举措，“造成了苏联1962—1963年间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8]。

[1]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60　г,М.:　Госстатиздат　ЦСУ　СССР,　1961,c225.
[2] Поликарпов　В.С.,　Лысак　И.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XX　веке.　Изд-во　ТРТУ,　2003,　c146.
[3] Harry　Schwartz,The　Soviet　economy　since　Stalin,　Lippincott,　1965,　p.109.
[4] Уильям　Таубман,Хрущев,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8,c415,552-553.
[5] Медведев　Рой,Н.С.,　Хрущё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Москва;　1990,c120.
[6] Емельянов　Ю.В.　Хрущев,　Смутьян　в　Кремле,М.:　Вече,　2005.c270.
[7] Пыхалов　И.В.,　СССР　без　Сталина:　путь　к　катастрофе,М.:　Яуза-пресс,　2009.c207.
[8] Поликарпов　В.С.,　Лысак　И.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XX　веке,Изд-во　ТРТУ,　2003,c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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