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形成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多党联合政权。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62名布尔什维克、2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0名其他社会主义者组成。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成立人民委员会即第一个工农政府。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政府成员都由布尔什维克指定。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由于各方面坚持强硬路线者的不妥协态度而告吹”[1]。最后,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人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实际上构成了权力的双重化,这两个权力机构的运行方式不同:执行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它是工农兵苏维埃的代表机构,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人民委员会是指定的,它实际履行的是政府的功能,因而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其矛盾自然难免。特别是因为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加入,执行委员会人数达到366人,效率问题因此产生。内战爆发后,为了应对战争,必须提高政府效率,权力向中央集中,人民委员会逐渐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人民委员会日益单方面进行活动,颠覆了‘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所有理念”[2]。十月革命所追求的工农大众直接民主的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的需要。
关于在新的政治制度下,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政党应该占据什么地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完全没有涉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也没有论述。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后采取的措施,是继续允许俄国过去的政党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活动。当时的俄国,除了布尔什维克党,还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政党。
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十月革命后没有立即取缔它,1917年11月底由于该党公开支持卡列金进行叛乱的准备工作,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政党,并依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禁止其进行活动。“尽管政府发布了禁令,立宪民主党在1918年春季前仍然可以充分自由地活动。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召开会议,出版报刊。在这个时期,立宪民主党的基本活动就是为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武装斗争进行组织工作。”[3]
社会革命党虽然是以农民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但在1917年2月—10月期间,该党的政治立场越来越接近立宪民主党。他们反对给农民分土地,公开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政府,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但直到内战初期,社会革命党还在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了苏维埃政府,孟什维克虽然退出了苏维埃,但一直能够公开活动,并参加苏维埃的工作。
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维埃俄国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党制,而且苏维埃政权也具有某种多党合作的性质。
内战的爆发与其他政党对苏维埃政权态度的变化,改变了整个形势。
在内战刚爆发时,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坚持对反苏维埃政权的捷克人的友好态度与对布尔什维克的敌视态度。左派社会革命党则在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号召造反,并表示对军队破坏纪律行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回应是在1918年6月,将孟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从苏维埃驱逐出去。随着在1918年11月30日解散了1918年6月14日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们对俄国政治进程的影响就消失了。”[4]
不过,即使这些政党在政治上与布尔什维克党对立,他们之间甚至存在着武装对抗,但这些党派仍然可以继续存在,并进行活动。特别是孟什维克党,它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内战结束,而且,它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活动在内战时期还得到了发展,继续发行一些小报等等。1920年8月,它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的报纸还报道了这次大会的情况。在1920年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孟什维克获得几百个席位。
内战时期,苏维埃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其他政党已经从政权中被驱逐出去,但这些政党并没有被消灭。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其他政党仍然在活动,只是再无法进入国家政权。
内战除了改变了俄国的政党格局外,还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根本影响,苏联未来的政治体制,就由内战时期形成的体制发展演变而来。
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新建或者发展的体制主要有:民主集中制、宣传动员体制和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打击投机与怠工非常委员会)。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制度,但在十月革命前,这个制度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运行机制,而且,由于党内长期存在的派别斗争,这个制度的执行也不理想。在苏维埃政权形成后,所有的实际工作都落到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身上,这样的领导状况,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机制与苏维埃政权机制不健全的反映。这种状况既不符合民主的原则,也影响到效率。在俄共(布)八次代表大会上,奥辛斯基在发言中批评了中央工作,他说,地方党组织从来就不了解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集体机关,中央委员会显然实际上并不存在,决策完全依靠少数几个人,如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也许还有其他几个官员。[5]奥辛斯基提出的问题,得到大会的重视。大会作出决议,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专门负责重大问题的决策;设立中央组织局,负责干部选拔与党的发展工作;设立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在八大以后,俄共(布)的领导体制逐步建立完整,理顺了内部关系,提高了党的领导效率,也保证了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同时,权力集中到中央机关,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也逐步建立起来。
宣传与群众组织工作,在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初期就受到特别重视,但在内战时期,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宣传与组织群众的动员体制。这个体制包括:设立专门的宣传鼓动机构(后来的宣传部),出版发行进行宣传动员的报刊、传单、宣传画、标语等等;组织各种文艺表演,将宣传动员的内容贯穿到文艺表演中;在红军内部各个层级建立党的组织,设立军事委员一职,专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在社会基层各个领域建立党组织,设立宣传鼓动员等。在内战中,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一支500万人的红军,即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组织与动员能力最好的体现。
“契卡也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恐怖在红白双方都是血腥的,双方都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野蛮。”[6]契卡曾经被布尔什维克党称为保卫革命的利剑,在苏维埃政权中占据了特殊的重要地位。在内战中,它负责打击一切被认为是破坏秩序的活动,特别是反苏维埃的地下活动,具有独立的特别行动权。
上述体制的建立以及人民委员会取代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了苏联体制的最初形态。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依靠的就是这种政治体制。
内战对苏联后来发展的最大影响,就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追求让位于极严格的集中制、铁的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像一位俄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化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当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必须把被已经消耗殆尽的遭到破坏的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以对付敌人,在这时期政权的集中和对民主的某种限制不仅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且是必须的。”[7]
内战结束之际与内战结束后,其他政党的厄运接连降临。立宪民主党与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在白卫运动失败后,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势力,又缺乏群众基础,其成员只好逃亡国外,从此结束了它15年的历史。
在内战时期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一些成员被捕,但他们仍然可以活动。在1920年与1921年之交的冬天,他们因为颠覆活动招来了对他们的镇压,苏维埃政权不但限制他们的组织活动,也开始限制他们报刊的出版发行。
在与孟什维克党参与鼓动、组织了坦波夫省和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后,许多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成员被捕,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6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其中许多人被判刑。但这些政党并没有完全丧失生存的机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法令含蓄地承认了这些政党存在的合法性。从此,这些政党的合法存在逐渐成为一种梦想,虽然他们没有被正式解散,却越来越难以活动,他们的领导人不断被捕,其他人大多数逃亡国外。没有逃亡的后来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关系中给予这些‘民主’政党一席之地的设想最终失败了。”“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俄国变成了‘一党执政’的国家。”[8]布尔什维克最初的设想未能成功,原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原因也许是双方都缺乏妥协精神,相互间绝不宽容,而这恰恰是俄国的政治遗产,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俄国所有的政党,不论其社会基础有多大差别,但所有政党的创立者与领导集团,却都是知识分子。“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最初几个月后,确实不准备宽容有组织的反对党,那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没有反对党准备在法律限度内行动,专政的前提在争论的双方都是相同的。”[9]建立新型民主的设想与努力的失败,说明了在俄国的社会环境中,建立一种西方式或者从理论上看比西方式民主更先进的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的想象,只要遭遇现实,这种革命想象的乌托邦性质立刻显示出来,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被迫放弃,真正起作用的,是从历史经验中获得的灵感,而这种灵感与基于理论的革命想象往往完全相反。
[1] Edited by R. G. Suny,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7.
[2] Mark Sandle,A Short History of Soviet Socialism,UCL Press Limited,1999,p.55.
[3] Барабанов М.В, 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и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М.:МГОУ,2010.c70.
[4]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Д.Г.,Власть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переходные период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18; 1985-1993),Изд-во Перм. ун-та, 1998.c68.
[5] 8-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арт 1919 года): Протоколы.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c164-166.
[6] Peter Kenez,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9.
[7]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7页。
[8] Charles Bettelheim.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17-1923,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p.270.
[9] E.H.Carr, The Bolshevik's Revolution 1917-1923, Vol.2, Macmillan Ltd, 1952,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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