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执政之前的俄罗斯,尽管沙皇专制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局限于国家政权领域,社会仍处于传统贵族主导之下,国家与社会尚未叠加,更谈不上国家取代社会。彼得为了强力推进现代化,克服抵制现代化的传统障碍,打破旧贵族与旧的社会结构的羁绊,致力于用国家取代社会。彼得大帝选择的突破口就是衣食住行,从日常生活领域切入,运用国家强力规制社会生活,进而把社会完全驯服。彼得开启了现代化的沙皇国家主义路径,强大的国家吞没社会,社会国家化,国家强权化,强权独占化。
易服色既是彼得用国家取代社会的初始路径,也是引入现代化的初始路径,更是现代化与传统交锋的最初战场。在镇压射击军的腥风血雨中,彼得大帝拉开“西欧化”改革的历史帷幕。彼得改革从“断须割袍”起步,从日常生活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从衣食住行到宗教信仰,几乎无所不包。贵族与平民、农奴消极对待改革,甚至反抗。彼得从欧洲回到莫斯科,强迫男性臣民无论官阶大小、身份贵贱一律剃须,宣布:“剪胡子是全国居民应尽的义务。”[1]
胡子既成了传统俄罗斯的象征,也成了反对彼得“西欧化”改革的标志。蓄须是东正教信仰的象征,东正教认为,胡须是“上帝赐与的装饰品”。东正教“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子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布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2]。剃须与否成为改革与守旧斗争的焦点,不但僧俗两界对此不以为然,就连彼得的亲信集团也不赞同。彼得在全国开征“胡须税”,迫使人们在纳税与蓄须之间做一抉择。若留须,富商每年纳税100卢布;官员和领主年纳税60卢布;城市居民每人纳税30卢布;农民进出城每次缴纳1戈比。[3]当时一个农民一年的赋税额为6个卢布。[4]彼得的“胡须税”,一举两得,既打击了守旧意识,又增加了国库收入。但是,“胡须税”收入的增加,意味着改革阻力的加大。
彼得对于俄罗斯社会弥漫的东方传统,特别是服饰文化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这种东方传统是阻碍国家取代社会的抵制机制,是国家主义沙皇专制制度的敌人。1701年,彼得发布法令,要求全国除僧侣外一律穿着西欧式服装:“(男性)上衣为法兰西或撒克逊式,下衣和袜子为德意志式;(女性)穿着西式(德意志式)的帽子、外套、紧身衣、裙子和鞋。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再穿着俄式服装。禁止使用俄式马具,工匠不得制造之,不得在市场销售之。(注:法令规定在城门收取违禁罚金:赤足者罚40戈比,使用俄式马具罚2卢布。)”[5]以彼得为人格化身的沙皇国家铁拳,敲碎了传统社会的蚌壳,把社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帕甫连科:《彼得大帝传》,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7—78页。
[2] 同上书,第77页。
[3] Verna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342.
[4] Ibid., p.352.
[5] Verna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 Yale, 1972, p.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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