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产生最复杂影响的，是他提倡的“公开性”政策。公开性是沙俄晚期斯拉夫派倡导的一种非西方式的知识自由，以民众公开讨论公共事务为特征。斯拉夫派希望俄罗斯人民能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又同时保留君主专制。戈尔巴乔夫从俄国历史中发掘出已经被遗忘的概念，目的是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按照戈尔巴乔夫的理解，公开性意味着，“政策形成必须反映现实，考虑各个方面的意见”，“党必须学会克服在现实与党的政策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矛盾”。^[1]所以，公开性政策的提出，强调的是对政策的公开讨论，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等。但后来的结果表明，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的其他改革一样，不但没有达到政策设计与现实一致的目标，反而成为苏联解体的推动力。

起初，公开性按照戈尔巴乔夫设想的轨道运行。1986年10月，苏联新闻媒体报道了苏联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数字，显示出比西方国家要高出3倍;报道还特别指出，自1970年代晚期，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了。同时，新闻媒体开始报道，在企业发生的抗议活动和反酗酒运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实际上，公开报道这些消息，是来自顶层的压力，而不是来自草根的压力。总体而言，更具革新性的报道出现在中央而不是共和国的报纸上。

公开性并未止步于讨论公共话题，它很快转为对苏共前任领导人的评价。这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被戈尔巴乔夫指责为“停滞时期”后，苏联报刊发表的大量对勃列日涅夫及其执政的评论中被充分展示。这只是公开性一个短暂的被称为“非勃列日涅夫化”的插曲。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被极度丑化，“这个名字变成了一种诅咒，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说，与他们家有联系的人都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1988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勃列日涅夫及其时期持否定评价的高达67%，成为苏共历任总书记中评价最低的。对戈尔巴乔夫持肯定评价的则高达60%以上。^[2]不过，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进行的历次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对勃列日涅夫及其执政时期的评价都远远高于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时期的评价。“对作为整体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黄金时期，而不是停滞时期。被西方普遍接受的停滞假设，只不过是戈尔巴乔夫用话语压倒俄罗斯人民生活现实感的体现”^[3]。在苏联解体以后，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承认：“在改革初期，我们不得不说谎，假装出于善意，捏造事实，除此之外别无选择。”^[4]

紧接着，非勃列日涅夫化迅速演变为新一轮的非斯大林化。“而且，现在走得要远得多，所有事件都被重新审视和有选择性地进行研究。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历史出版物、小说和电影中成为中心话题。作家、记者和出版家被称为‘改革的建筑师’。”^[5]文学成为非斯大林化的主要方式，不是因为苏联作家新创作了这类主题的作品，而是一批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创作而未能出版的作品被允许出版。这些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杜金采夫的《白衣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非斯大林化迅速演变为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兵营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被那些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作家用来批判斯大林。问题是，对斯大林乃至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苏联现行制度的批判，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只是进行了政策调整并对斯大林时期处理各种问题方法的改变，1953—1985年间的苏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制度转变。于是，新一轮非斯大林化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非列宁化，最终对整个苏联历史给予全盘否定。实际上，在格罗斯曼、特里丰诺夫、西里亚夫思基和阿克什诺夫的作品中，“传达给读者的印象是，从列宁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苏维埃文明，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这些作家或公开或含蓄地表示，他们所向往的更好生活的模式在自由的西方”^[6]。以否定自身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公开性，改变了苏联人首先是苏联精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位最高苏维埃代表说：“过去，我们相信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现在年轻的一代认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社会中。”^[7]更多的人开始变得对政治冷漠。

当然，在苏联也存在另外的看法。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讲师安德列耶娃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表达了对公开性的另一种看法。来信认为，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攻击正在否定祖国那些史无前例的伟业：工业化、文化革命和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成就。信中写到：“无论斯大林在历史中的形象多么富有争议，多么复杂，他建设与保卫社会主义的真正作用或迟或早会得到客观的评价。”作者认为，公开性否定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而且还有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真正的俄罗斯价值观正在丧失”。^[8]

一封群众来信不管是个人见解，还是反映了社会中相当一部人的看法，当然不可能改变公开性的演变方向，反而激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强烈反弹。苏共中央宣传部专门组织了对这封来信的批判。这也说明，公开性并没有给苏联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提供发表自己意见的空间，它实际上仍然是政权操纵的单方面言论自由。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安德列耶娃的来信至少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看到了公开性的消极后果，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瓦解了苏联在几十年时间内形成的苏联人民的国家认同。

在整个公开性时期，有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在所有否定苏联历史的作品中，鲜有真正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即使风靡一时的历史出版物，也大多由作家和记者写作。历史学家在公开性早期也有许多争论，但大多限于论坛和会议。“这些争论大多非常激烈，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要理解这些争论隐含的内容，经常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那些重大事件，争论参与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与作家和电影制片人相比，历史学家要谨慎得多。”^[9]如果要分析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历史学家还不能完全接触到对于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苏联历史档案。即使少数几个能够接触这些档案的，也是戈尔巴乔夫挑选出来为非斯大林化服务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对档案的使用，如赫鲁晓夫一样，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有时也会编造所谓的事实。比如对贝利亚的指控，在苏联解体后，有许多都被历史学家所推翻。实际上，公开性时期苏联的历史出版物，对过去的揭露是片面的，但其逻辑却有足够的理由，即其目标并不是要对历史事件进行理性化的解释，而是以揭露过去的问题为现实政治服务。“没有人可以指望，整个过程能够做到客观与超然。”^[10]

1989年以后，苏联社会的主流思想已经不再关注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完成改革任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及其身边人缺乏取得实际成果的能力，在社会意识中被理解为苏联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不具备自我完善的能力。”^[11]于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替代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共党内逐渐有了市场。戈尔巴乔夫则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构想，但他仍然没有思考，在苏联是否有条件实现这一目标。在苏联社会中，以自由资本主义替代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呼声也日渐响亮，持这样观点的人虽然不多，却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影响并主导社会意识的变化。如同苏联的经济改革一样，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瓦解了苏共执政与苏联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公开性对苏联的最为重大的影响，是它将潜藏于苏联社会中的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思潮激活，戈尔巴乔夫显然低估了公开性对一个具有帝国遗产的多民族国家的影响，恰恰是公开性激活了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包括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苏联解体创造了条件。

[1] Mark Sandle,A Short History of Soviet Socialism, UCL Press Limited, 1999,p.288.
[2] Stephen White, Gorbachev and Af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5,267.
[3] Edited by Edwin Bacon and Mark Sandle, Brezhnev Reconsidered,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2,p.6-7.
[4] Соломенцев М.С., Зачистка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2011,c201.
[5] Жуков В . Ю ,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85–2005: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6,c37.
[6] P.Kenez,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255.
[7] Stephen Kull, Burying Lenin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Westview Press,1992,p.22.
[8] Андреева Н.А., Неподарен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или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Саранск, 1993,c15-18.
[9] P.Kenez,A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256.
[10] David Marples, Motherland Russia in the 20 Century,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p.279.
[11] Перепелицын А. И.,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II-XX в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здравница, 2000,c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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