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是对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忠诚。在1985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明确表示：“许多人倾向于将市场作为我国经济的‘救生艇’，我们不需要任何‘救生手段’，我们有自己命运的航船：社会主义的航船。”^[1]赶超美国也仍然是他的目标。所以，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实施“加速战略”。加速战略试图通过科技进步和对苏联生产力的根本改造来提高经济的增长速度，它突出了科技进步的作用，其重点在增长而不是改革，“加速战略”注重的仍然是经济增长速度。“加速战略”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阵，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渐渐地，‘加速’这个词不再被使用，而实际上，在1986年以后，国家的发展不但没有加速，反而日益陷入到危机之中”^[2]。

在实施“加速战略”的同时，戈尔巴乔夫还开展了反酗酒运动。反酗酒运动并未达到目的，反而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多方面的不良后果。反酗酒运动使得苏联政府在3年内损失了670亿卢布的税收。由于政府发布了禁酒令，国有企业禁止生产和销售酒类产品，在苏联早已存在的影子经济因此更加活跃，有组织的犯罪也因此突然大幅增加。反酗酒运动，“以行政强制措施消除民族几个世纪形成的传统，只能以破产告终，并引起消极后果。而整个国民经济继续按照旧的模式运行”^[3]。

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两年后的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决定，苏联新一轮经济改革终于开始了。新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放弃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而是打算逐渐以更加民主化和分散化的经济计划与更大程度的市场作用相结合的体制替代原有的经济体制，其核心是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国营企业(公司)法》。该法律赋予企业充分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特别是销售、采购、追逐利润和支配利润的权力。几年后，被称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灰衣主教”的雅科夫列夫承认：“政府在实施企业法时犯了巨大的错误。”^[4]正是这些错误不但导致苏联经济陷入危机，而且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1987年的经济改革方案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其一是，未能建立新的制度协调获得自主权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是，赋予企业支配利润的权利，将引起企业的短期行为;其三是，由于未能同步建立新的税收体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实施企业法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又推出了一项改革措施——制定并通过了《合作法》。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劳动者建立合作企业，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该法律允许合作企业开饭馆、各类修理店、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银行以及生产小商品。合作企业的成员必须在企业中从事实际工作，非合作企业成员的资本不得进入。该法律作出的规定其动机自然是保持合作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

按照《国营企业(公司)法》获得充分自主权的企业，一方面立即大幅提高员工收入，同时，还为了现在的盈利降低企业未来发展所需的投资;而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转而生产高品质同时也是高价格的产品。企业的这三种行为导致的后果：一是，企业员工收入的增长高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购买力的增长导致中高端产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企业放弃生产利润低的产品，低收入者所需的低端产品同样严重短缺。“日益突出的短缺对政治气氛产生了复杂影响，它使得国家从乐观主义的气氛转变为危机状态的气氛，从而使主张激进改革的鼓吹者更容易获得支持。”^[5]二是，从1988年开始，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1921年以后的首次下降，1988年，苏联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7.2%，1989年又下降6.7%。相应地，苏联GNP的增长速度在这两年也分别下降为2.2%和1.5%，低于被戈尔巴乔夫称为“停滞时期”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平均增长速度。三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上升，1985年，政府财政赤字为GDP的1.8%，到1988年已经上升到9.2%。四是，因为企业领导人的选择不是基于专业能力，而是基于由政治体制改革引发的不断强化的民粹主义，导致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在1988年，有30%强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只有微利。“由于已经转向自主融资，失去了国家支持，这些企业就面临破产的危险与失业爆发的威胁。如何应对这些变故，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没有任何准备。”^[6]更为严重的是，与此同时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原有领导体制崩溃，造成了整个国家经济秩序的破坏，1990年苏联在和平时期第一次出现GDP下降2%的情况，1991年则下降10%。商店里已经空空如也，短缺愈加严重，这就使得苏联人民不但对苏共领导的改革彻底失望，也对苏共的领导能力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彻底失望，并转而支持许诺能够解决苏联经济问题的激进改革派。

当苏联经济由于不当改革步入危机时，一个新的有产阶级也在这个改革中形成，并成为苏联经济危机的推手和瓦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键性因素。

苏联新的有产阶级形成的途径是依据《合作法》兴起的合作社运动。“合作社是行政体制的附庸，它依附于行政体制得到发展。”合作社需要从国营企业租赁资产，国营企业通过提高租金增加利润。由于难以获得原材料，“合作社就使用非法手段获得原材料，于是腐败迅速蔓延”^[7]。合作运动中迅速致富的，正是苏联的权力精英——党政官僚和经济官僚。1991年以后俄罗斯顶级商业精英，17%来自于共青团，23%来自于苏联工业部门的各实业家(其中近一半来自工业部和委员会)，14%来自苏联国家银行，8%来自苏联时期的精英家族。叶利钦时期著名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是苏联共青团的官员，他在1987年参加到合作社运动中并挖到了第一桶金。他认为，俄罗斯的商界成功人士，“90%来自于过去的权势机构以及同权势机构关系密切的人”。1987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在苏联“产生了新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摇身一变为富有的大资本家打开了方便之门”。^[8]这些过去的苏联精英一旦成为有产者，他们关心的已经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而是个人的财产能否安全，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显然不合他们的心意。

瓦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二个因素，是伴随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进一步繁荣的早已在苏联存在的影子经济(第二经济)。“在1960年，第二经济占国家GDP总量的3.4%，1988年，这个比例达到20%。”影子经济破坏了经济秩序，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危机。此外，“影子经济几乎同时完成了两件对于自身存在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强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第二，确立了对无所不能的金钱的强烈的崇拜。”打通所有执法环节是影子经济存在的前提，因此，腐败、违法和舞弊总是与影子经济相伴随行。“经济活动领域日益加剧的腐败和违法行为，引起了对苏联体制最大限度保障民众必需的物质福利的能力和成功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力的巨大怀疑。”^[9]当苏联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形成了对金钱的崇拜，当民众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有效性产生了巨大怀疑，苏联经济体制存在的社会基础就遭到了破坏。

当然，经济领域里的这些变化并不一定使整个苏联体制被改变，只要政治体制能够保持稳定，经济领域的变化就可以受到限制，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消除了所有的限制，随着苏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陷入全面的政治社会动荡，苏联经济体制的基础被彻底瓦解。

[1] Киран Р., Продавшие социализм: 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СССР,М.: Алгоритм, 2010.c78.
[2] Перепелицын А. ,И.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II-XX в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здравница, 2000,c499.
[3] Пятецкий Л.М. ,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6,c290.
[4] Голенков А.Н., Империя СССР. Народн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2010.c78.
[5] David M. Kotz and Fred Weir,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Routledge, 2007,p.77.
[6] Э.М. Щагин,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Том 2, М.:Гуманитар,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2008.c409.
[7] Личман Б.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Том 2, 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5,c281.
[8] David M. Kotz and Fred Weir, Russia's Path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Routledge, 2007,p.116-124.
[9] Киран Р., Продавшие социализм: Тене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СССР, М.: Алгоритм, 2010.c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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