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曾经被研究者认为是一个平庸的行政领导人，但新的研究证明，并非如此。尽管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迫使赫鲁晓夫下台，却没有在上任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上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但又寻求克服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在各个重要方面的表现”。勃列日涅夫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重视更有知识更有经验的人的意见。二十三大报告的草稿在定稿前送给领导干部们讨论，政策顾问的作用和地位都大大提高了。勃列日涅夫追求通过协商而不是个人创意来制定政策，“这为他赢得了来自地区领导人的支持，他与这些领导人保持着密切接触”。“勃列日涅夫领导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避免走极端”。^[1]

勃列日涅夫领导作风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既纠正赫鲁晓夫那些造成混乱的政策，同时又明确表示将继续坚持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并且否定了那些要求全面恢复斯大林时期政策与继续更加深入的非斯大林化的建议，这种平衡策略使勃列日涅夫获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纠正赫鲁晓夫那些不得人心又造成混乱的改革与政策。将地方党委划分为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的改革、干部轮换的制度等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措施被废除。造成经济混乱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也被取消，重新恢复了中央经济计划的统一管理。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中，自斯大林以来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集体领导，所有重大问题都要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是一个注意团队作用的人，而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勃列日涅夫行事谨慎，不急不慢，习惯于听取同事的意见。”^[2]在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开会时，勃列日涅夫几乎从来不首先发言，如果会议上发生较为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也不会立即表态结束争论，而是将争论放到下一次会议继续。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具有良好民主作风的领导人，其消极后果也逐渐显现，即没完没了的争论导致一个问题讨论十几次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影响工作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这种集体领导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对一些棘手问题陷入没完没了空谈的工作作风。

在对赫鲁晓夫改革造成混乱解决完毕之后，勃列日涅夫采取了干部稳定的政策，即在废除干部轮换制以后，对于干部队伍的主体保持稳定，既不轮换，也不频繁调动工作。从苏共二十三大到苏共二十五大，苏共领导干部的更换率不到10%。自苏共执政以来，苏共干部队伍第一次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消除了自革命以来，在党政机关中始终存在的紧张状态，体制具有了稳定性。在体制稳定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也对党政关系、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党与苏维埃的关系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中，特别强调发挥苏维埃的作用。苏联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不管这些改革的效果如何，但改革对这些关系的调整，也起到了稳定体制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使苏共领导干部第一次可以在没有政治恐惧和人事焦虑中安心地开展工作。干部心态的这种转变，对于1965—1973年间苏联经济再次出现较高速增长，无疑起到了组织保障作用。

如同对待党内关系以稳定为主一样，勃列日涅夫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也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完全不同。勃列日涅夫将自己的国内政策概括为一句话：“保障苏联人民的平静生活。”他认为：“斯大林的清洗与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人民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现在必须使人民能够确定地看到未来。”^[3]基于这种认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全民动员以实现某个目标的情况，苏共也没有再提类似于赫鲁晓夫提出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使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工作选择自由、社会迁移与流动自由，就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的政治特点。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虽然还没有完全取消，但已大大放松了。到了1970年代中期，苏联公民每年出国的人数已经达到270万，其中175万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其余的前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流动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了，任何人只要具有应有的才能与需要，都有可能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流动，甚至也有可能进入党政机关，其开放程度超过了英国。这些变化部分是苏共政策改变的结果，部分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经济的继续发展，也使得苏联的社会福利体系更加全面，苏联人民第一次可以平静安逸地生活且没有后顾之忧。

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于苏联普通劳动者，那些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饱受磨难的大多数人，是最有利的时期，是他们的天堂。没有战争，没有革命，没有动荡，没有饥荒，生活悠闲”。因此，他们将勃列日涅夫称为黄金时期的领导者。^[4]当然，这个评价只能适用于1964—1975年的苏联，而不能用于评价1980年的苏联。

如果从现代性角度来认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其理解可能更准确。从1917年革命，到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都是不断革命的过程，没有转变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革命现代性的特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一直受到苏共为实现其目标所进行的革命的影响。但革命现代性并没有成为苏联人民期待的日常生活的自然的组成部分，相反，其日常生活还经常受到革命现代性的影响。长期的革命动员，到了1960年代，已经不被新一代所理解。赫鲁晓夫并不理解这一点，仍然大规模使用革命时期形成的动员机制，其所有努力最终使社会反感。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出发点，就是从满足普通苏联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出发，苏联的革命现代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转而体现为普通苏联人安详的日常生活。“这样，勃列日涅夫时期作为革命现代性日常生活化的标志，就可以得到最准确的理解。”^[5]

[1] Edited　by　Edwin　Bacon　and　Mark　Sandle,Brezhnev　Reconsidered,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2,p.27.
[2] Anatoly　Dobrynin,In　Confidence,Random　House,　1995,134.
[3]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2,М.:Владос,2002,c307.
[4] Сергей　Семанов,　Брежнев-правитель　Золотого　века,Вече,　2002,c1.
[5] Edited　by　R.G.Suny,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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