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7日，《真理报》发表斯大林的文章《大转变的一年》，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正式结束。苏联转变到以计划经济方式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随之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发生了转变或者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革命初期与内战时期初步形成的苏联政治体制，在大转变的年代最终定型。由于苏联最终定型的政治体制，是按照斯大林的设想并在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因此被称为“斯大林模式”。

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苏共的宣传动员体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报刊追求的是重塑大众的语言、文化与思维过程，并将他们转变为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塑造新的苏维埃人这一极其严肃的任务。因此，报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挥的作用是对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启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报刊的形式和内容就必须多样化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版面所刊载的新闻题材对今日西方的读者很熟悉，文章与通讯报道体现了‘客观’的风格，编者按语、经济分析以及关于日常生活的短小精干的讽刺作品等。”大转变开始后，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塑造新的苏维埃人这一任务暂时搁置一边，所有的文化工作与资源都被用于动员人民特别是党的积极分子，投身于加速国家工业化的紧迫任务。这一转变，按照列宁主义的术语，“这是从启蒙转向了动员”。转变后的报刊版面上，不断出现的是，“惊叹号、命令、军事象征和党的领导人对工厂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祝贺”，“黑体的通栏大标题，工人突击队的胜利，‘动员’青年共产党人奔赴建设工地，以及‘生产战线的其他胜利”。^[1]正是从大转变开始，苏联的媒体完成了从社会主义启蒙到社会主义动员的转变，其内容基本由党的宣传动员部门确定。

在大转变时期，苏联政治体制使苏共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变化之一是，苏共终于在难以驯服的农村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主要通过宣传机制，将新的思想观念灌输到乡村社会，接受新思想的主要是青年农民。在组织基础方面，苏共在农村建立起完整的共青团体系，但村苏维埃多数并没有被苏共所掌握，许多村庄仍然按照传统的村社习惯管理，即经过多年的意识形态渗透，乡村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力量依然未进入村庄。大转变开始后，“有二万五千名‘有充分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工人作为突击队被派到农村”^[2]。这些被派到农村去的具有政治与组织经验的工人，与内战时期被派往农村的工人征粮队不同，他们的任务不是临时性的，即不仅仅是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然后返回城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留在农村，在集体农庄建立后，担任当地基层政权与集体农庄的领导，并协助地方党委在每一个村庄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运用这种方式，苏共与苏维埃国家打破了乡村社会的自治，使国家力量延伸到乡村社会基层，也使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能够达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苏共的动员能力得到极大的扩展。

大转变使苏联所有的经济活动基本上都纳入到国家经济计划，国家管理体制也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实行重建。1929年12月7日，成立了新的土地人民委员部，其职能是领导农业集体化，并对农业与林业生产进行长期领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21年即已成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它的主要工作是对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并制定工业部门的计划。大转变开始后，苏联国家计委的职能由预测转变为对经济进行计划指导。1931年，国家计委的地位得到提高，它被赋予制定法令的权力，其机构也得到极大的扩张。苏联国家计委成为实际的经济内阁，拥有极大的经济权力。与此同时，重要工业部门的管理权限，也从共和国转移到联盟中央，形成了统一的全联盟国民经济联合体，地方经济管理权限被削弱，经济权力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部门管理得到强化，而职能管理被弱化，巩固了人民委员部对企业的直接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改组分拆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1936年，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中分拆出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1937年，又分拆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到1940年8月，苏联政府包括全联盟经济管理部门24个，全联盟-共和国经济管理部门16个。为了改善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苏联人民委员会在1940年又建立了6个经济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拥有对人民委员部发号施令的权力。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从全苏工会理事会中分拆出来，负责社会保险、疗养、休假、科研机构等部门管理。这样，苏联就建立起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政府，对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进行全面管理。在1930年代形成的国家机关与机构系统，一直存在到1989年。

庞大的政府机关，在政治上与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等方面并不具有充分的权力，它要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或者决定来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计划。这些部门和机构的权力，集中在对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具体管理方面。当苏联政府机构新建与改组完毕，并通过组织渠道接受苏共中央的领导，苏共组织体系在生活各个领域形成完整的网络，苏共的所有机构完成了转变，苏联的政治体制就基本定型了。已经定型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运用行政命令方式管理经济活动，运用动员方式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在短时间内完成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这是它最为突出的优势。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执政的苏联共产党，这时的苏共，既不是革命前后也不是内战时期的党，而是政权系统中的党，甚至更广一些说，是社会相互联系中的党。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来自于党的主动性。

权力高度集中与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产生的是官僚主义与办事拖拉。到1930年代中期，官僚主义在更大范围内发生，而且具有更多的形式。“苏联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斯大林对官员队伍的批评体现出对官僚主义进行全方位批评的特点，‘官僚主义’这个词在苏联词汇学中总是具有特殊的含义。”^[3]即苏联出现的官僚主义并不完全是一个作风问题，而是伴随加速工业化出现的各种混乱和不合理现象，当然也不能排除作风问题。美国工程师维特金，在苏联工业化时期到苏联工作了几年。他在回忆录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十多种不同类型的墙体构件被运送到同一个建筑工地，导致造好的墙出现强度与隔热性不同的问题，门窗与建筑物的框架不一样。“数以百计的类似的未能协调好的发展，随处可见。”当工地一个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岗位表示出不满意时，工地领导立刻要解除他的工作。直到维特金找到党委书记，问题才得到解决。^[4]

斯大林解决官僚主义的方法是，加强计划工作的科学化，包括提倡在经济建设中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维特金曾经就建筑工业发展给相关刊物写过文章，文章发表后，建筑工业发展中的问题迅速减少。斯大林对付官僚主义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基层定期开展对领导工作的批评，而领导人则必须接受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在会议上，在企业内部和在苏联的出版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官僚们被贴上了各种有损声誉的标签。”^[5]虽然这些方法不能解决由于体制导致的官僚主义，但也的确可以暂时抑制官僚主义的膨胀，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给工人与基层党员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即自己并不完全是上级命令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一定权利的参与者。“许多老共产党员在回忆过去的党内生活并理智地承认曾经存在的过去的体制的一切消极特征时，常常谈到党的集体生活的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常常谈到党员关心党的工作等等。这就是说，那种体制曾经允许甚至培育了不久之前称之为‘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而现在却把似乎互不相容的特征——组织的僵化、死板和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连接在一起。”^[6]出现这种情况，实际并不奇怪，俄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就是经常将各种对立的事物集于一身。斯大林模式也不例外，它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现代性与俄国文化传统结合的典型之一。作为斯大林模式核心的苏共，既可以是苏联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发源地，也可以成为扼杀创造性因素的机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斯大林最初提出的方法不能真正克服官僚主义，他从1934年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一改革对苏联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大转变时期，苏联政治发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阶级原则的激进化。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执行了阶级歧视政策，即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剥夺富农、耐普曼和教士的选举权。同时，针对富农、教士和耐普曼的子女入学、参军和入党等，都制定了歧视性规则，这些社会群体都被污名化，成为事实上的“不可接触群体”。大转变时期，这些群体成为社会主义革命——集体化、经济全盘国有化与文化革命的对象。集体化的政治目标，是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经济全盘国有化取缔了耐普曼的经济活动，其中一些人被驱逐或者被逮捕;文化革命打击了教士以及在各个部门的旧知识分子。这些行动持续到1931年。

[1] Matthew　Lenoe,Closer　to　The　Mass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2,11.
[2] 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3]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М.:　РОССПЭН.　2008.c39.
[4] An　American　Engineer　in　Stalin's　Russia:The　Memoirs　of　Zara　Witkin,　Taylor　&　Francis,　Ltd,1992,p.99.
[5]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М.:　РОССПЭН.　2008.c39.
[6] 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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