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一掌握政权，“立即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他们力图消灭私有制，将分配中的商品货币关系改变为配给制”^[1]。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法令，俄国所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已经被国家所控制。一个专门从事经济管理的国家机构——最高经济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对全国的经济进行集中统一的指令性管理。此前，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工厂建立起工人监督制度，赋予工人监督生产的权力。在取得政权后仅仅七个多月，苏共已经在俄国建立起一个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在新的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内战爆发。到1918年夏秋，反苏维埃力量已经占领俄国75%的领土，苏维埃政权同主要经济区的联系被切断。1918年9月2日，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所有的人力物力都要用于战争。战争在导致产品极度稀缺的同时，也导致了卢布的完全崩溃，在国家控制的工业部门出现了“无货币”经济，企业间进行易货贸易。为了保证对产品交换的控制，使稀缺的产品能够有效地用于战争，苏维埃政权宣布取缔私人贸易，实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配给制、固定价格、易货贸易、交通邮政等服务的免费获得和居民免费居住房屋等成为苏维埃俄国日常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不复存在，苏维埃政权已经宣布的要实现分配平等化的政策现在真正成为现实的制度和俄国人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战时共产主义’是对由世界战争和国内战争带来的严峻环境的回应，它是战争时期造成的一种非常经济形式，其目的是保证在极端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胜利”^[2]。

因为粮食在所有战争物质中具有头等意义，而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粮食储备不能保证对军队和城市居民的供应，即使实行保证最低需求的粮食配给制，也往往不能保证及时供给。为了保证军队与城市的粮食供应，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余粮征集制。按照余粮征集制的法令，国家所需要的粮食以指令性计划下达到各省，再由各省苏维埃按比例下达到下一级政权，最终下达到村。国家所需的粮食指标按阶级原则落实到户，主要由富农和中农承担。到1919年1月，国家向农民征集的农产品范围从粮食、草料扩大到糖、土豆、肉类、鱼、蔬菜等。为保证征收到所需的农产品，苏维埃政权派出由工人和贫苦农民组成的征粮队直接进入村庄征收农产品。仅1919年1月，彼得堡市就派出共由7200　人组成的189支征粮队，莫斯科市派出的征粮队与彼得堡大体相近，全国派出的征粮队多达2700支。

余粮征集制使苏共与农民的关系出现复杂的矛盾。农民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法令使他们获得了土地而在内战中支持苏维埃政权，然而，苏维埃政权的余粮征集制，从一开始就在农村遇到了农民的抵抗，这种抵抗有时采取了暴力形式。而且，即使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同白卫军作战的农民也对余粮征集制不满。

在实行余粮征集制的同时，苏共还开始进行另外一种试验。在1919年2月15日，苏维埃政权颁布法令，授权国有企业、企业集团、市苏维埃和工会获得土地，组建苏维埃农场并生产供自己使用的农产品。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出现了工人为了逃离饥饿从城市返回农村的情况。到1920年，仅俄罗斯就已建立了4000个苏维埃农场。虽然建立苏维埃农场，“是为了解决紧迫的问题，但它也粗略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依靠小农经济体系是无法最终解决城市粮食供应的。”^[3]这个试验对后来苏共制定农村经济政策影响巨大。

苏共在企业中实行工业民主的决策带来了消极后果，“工人感觉自己是企业和工厂的主人，他们就不再工作”。一位外国工程师估计：“工人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不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20%。”为了加强劳动纪律，苏共决定在企业建立一长制。建立一长制的主张在苏共党内引发激烈的争论^[4]，最终，一长制的主张在苏共党内占据了上风，一长制在企业中普遍建立起来。确立一长制对苏共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意味着专家治国论者的决定性胜利”，“也为后来兼顾‘红专’从党内，而不是从无产阶级中选拔专家铺平了道路”。^[5]

几乎与建立一长制同时，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劳动军事化管理。1919年12月，托洛茨基建议，为了解决即将到来的战后重建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俄国建立类似军事征用的劳动动员体制。此前苏维埃政权已经颁布了年龄16—50岁的公民有义务参加劳动的法令，根据托洛茨基建议颁布的法令在将大批红军转为劳动大军的同时，使强制劳动成为一种制度。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建立这样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要靠强制措施来支持”。相关法令规定，蓄意旷工者将立即予以纪律处分，在极端情况下，可将旷工者送交革命法庭审判。^[6]

“战时共产主义”的许多制度是为了应对各种意外情况而建立的，但其中也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想象高度一致，加上这个制度保证了苏共在极端困难的内外环境中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虽然这个制度的许多措施不可持续，但苏共领导人却未能看到这一点。相反，苏共在战场上的胜利使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经济战线上的成就，他们相信可以使用在内战中用过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俄国已经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

与苏共领导层的乐观情绪相反，苏维埃俄国此时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极度严峻，社会政治关系极度紧张。国家在结束内战以后，已经处于新的危机边缘，而“战时共产主义”的继续，导致苏维埃俄国出现一次新的政治危机。

1920年春季播种面积大幅下降，在中部农业区播种面积下降一半。余粮征集制对于农民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它导致农民政治情绪恶化。在内战基本结束后，农村经济政策仍然未能及时调整，从而引发了新的政治危机。

1920年8月15日，坦波夫省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的农民喊出“废除余粮征集制”和“自由贸易万岁”的口号。暴动蔓延到沃罗列日省，参加暴动的农民最多时达到5万人。坦波夫省发生的农民暴动，是农民政治情绪恶化的标志，也是新的政治危机的表现。暴动农民的口号说明“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已经无法继续。

坦波夫农民暴动后，苏维埃政权本来应该立刻对政策进行根本调整，但此时的苏共却因为工会问题爆发了激烈的派别斗争，党因此陷入执政后最严重的党内危机，无法集中力量研究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危机的新方案。

与此同时，农民关于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建议通过各种方式提交到苏维埃政权的各级领导机关，包括一些农民亲自拜访列宁提出这类建议，而新的政策却迟迟没有出台。一位在1921年2月登门拜访列宁的农民得出结论：“这一切说明，轮子还不到转向的时候。”^[7]

政策转变的延误最终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从1920底开始，工人中间的政治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在俄共(布)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危机终于爆发：1921年3月位于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水兵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都是苏维埃政权最可信赖的力量，喀琅施塔得要塞暴动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是：“取消国家对食品供应的垄断，废除劳动军事化制度，工人有权与农民交换产品，赋予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力，给农民充分的权利等等。”^[8]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依靠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进行暴动，提出了与坦波夫暴动农民一样的要求，说明“战时共产主义”再也无法继续了。

在喀琅施塔得炮声隆隆的气氛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这是苏共进行经济政策根本转变的开始。在随后的一年中，一系列新的政策法律出台，其中包括：创立稳定的货币体系平衡预算，在一切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在国家监督下实行国内贸易自由化，将中小国营企业租给私人与合作社经营，允许私人开办小型工商企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同时，继续保持土地、大型企业、运输业和信贷的国有化，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这些法令和政策使得苏维埃俄国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它既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也不同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却又同时包含了这些体制的若干要素，这个新的经济体制被称为“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导向的是一个混合的货币经济，在这个经济中，国有工业企业与私有的农民通过市场进行贸易，国家将制定农民可以接受的价格，同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一个严格的政治结构中运行。”^[9]所以，苏共转向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让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说运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建立社会主义，一旦它不再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经济体制或者政策的根本转变将是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当制定具体政策时因为要同时满足两方面的要求，这些政策总是会存在矛盾。

虽然已经转向新经济政策，但“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仍然巨大而且是多方面的，这些影响的存在，是新经济政策时期苏共政策选择与制定经常存在内在矛盾的原因之一。

[1] Андрей　Зуб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1894-1939,АСТ,　Астрель,　2010,c496.
[2] Киселев　А.Ф.,　Щагин　Э.М.　(ред.),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Книга1,М.:Владос,2002,c343.
[3] E　H　Carr,The　Bolshevik's　Revolution　1917-1923　Vol.2,Macmillan　Ltd,　1952,p.156.
[4] Андрей　Зубо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1894-1939,АСТ,　Астрель,　2010,　c496.
[5] Mark　Sandle,A　Short　History　of　Soviet　Socialism,UCL　Press　Limited,　1999,　p.76.
[6] Richard　B.Day,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s　Isol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3.
[7] 《回忆列宁》,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7页。
[8] О.А.　Платон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XX　веке.Т.　I.,Родник,　1997.c643.
[9] R.Davies,Soviet　Economics　Development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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