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是苏联作家用于形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社会与文艺界所发生变化的一个概念，一般都认为这个时期从1956年开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解冻”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它从斯大林去世前即已开始。1952年4月7日，《真理报》载文批评文学作品一味粉饰现实的现象。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在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几乎用了1/3的篇幅批评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弊端，提出文学家艺术家应该运用批评的武器，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我们需要苏维埃的果戈里和谢德林，他们运用讽刺的烈火，将生活中那些消极的、腐朽的、垂死的和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都烧毁。”^[1]就在1952年，作家奥维奇金发表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既描写了积极工作的苏共基层领导干部，也描写了官僚主义者的种种不良行为。这篇特写，“坦率而大胆地批评了农村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明确地指责了政府机构的行为，在斯大林仍然在世时，是一个极富勇气的行动”。作品在苏联社会和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从此，“农村官员消极的形象与积极的形象这两种角色，就长期并列出现在苏联文学中”^[2]。

1954年，作家阿布拉莫维奇发表题为《战后苏联文学中的集体化村庄中的人》一文，抨击战后以来苏联文学中对农村生活描写的虚假性，他还特别挑选出著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巴巴耶夫斯基进行批评。波梅兰切夫发表《文学中的真诚》一文，拒绝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特权，坚持将作家的直觉作为特定文学作品中本真性的标志。“波梅兰切夫转而攻击共产主义宣传的旗舰，如贝耶夫斯基粉饰1950年代集体农庄生活危机的电影《库班哥萨克》。”所以，在解冻前，“融雪的第一滴水，在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就已经出现了”。^[3]

被称为解冻的社会与文化现象，在赫鲁晓夫时期，始终与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即非斯大林化的程度决定文化解冻的程度，而且，文化解冻往往是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组成部分，其过程充满矛盾。所谓解冻，即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化，它源于作家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放松了对创作知识分子活动的控制，扩大了他们与西方的联系(解冻)，激发了艺术创造的活力，促进了思想自由的发展”^[4]。这种变化既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也表现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然而，苏联社会与文化方面发生的这些变化，也激起了新的矛盾，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冲突，苏共的政策也因此像钟摆一样，不断地左右摆动，解冻的过程随着政策的摆动交替出现前进与停顿乃至后退的状态。文学界的《日瓦戈医生》事件与史学界的布尔扎罗夫事件是这种状态的典型反映。

1956年初，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送交《新世界》杂志，杂志虽然感觉有风险，仍准备发表。4月，《旗帜》杂志发表了该书的内容简介，帕斯捷尔纳克也收到该书的广告宣传材料，但《新世界》后来没有发表这部小说。5月底，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交个一位意大利记者，1957年在国外出版，并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此，小说和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作者还被作协开除。尽管塔斯社在1958年12月2日发布消息说，苏联政府将不会阻挠帕斯捷尔纳克前往国外领奖，帕斯捷尔纳克却在12月6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作家能够获奖是令人高兴的，但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将导致‘严重恶劣后果’的政治战役的信号”^[5]。最终，帕斯捷尔纳克未领取奖金，不久之后去世。

布尔扎罗夫是《历史问题》主编，在苏共二十大前一个月即参加了一个小范围的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讨论。在1956年1月的一次有600名历史学者参加的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重新评价东欧各国和俄国的封建主义问题、俄国帝国主义的性质、苏联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问题等。他还指责党的历史学者至今不能摆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布尔扎罗夫和《历史问题》编辑部组织了一系列研讨活动，这些研讨活动对苏共历史问题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范围，到了赫鲁晓夫也不能容忍的程度。1957年3月7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布尔扎罗夫因为在历史学中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被决议点名批判。随后他被解除《历史问题》主编职务。“根除布尔扎罗夫主义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末，通常被用于窒息‘不同政见火花’的党性原则再次得到重申，而且还因为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得到加强，在这种环境中，大多数历史学者重新回到苏联历史学的正统。”^[6]

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的新一轮非斯大林化中，文化界的解冻又向前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其标志是从古拉格释放回家的索尔仁尼琴反映古拉格内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批准出版。但过了几个月，赫鲁晓夫又向后退了一大步。

解冻之所以出现这种左右摇摆，其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还没有为大幅度的转变做好准备，“当时开始的制度自由化的过程既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支持，也未能得到精英应有的支持”^[7]。所以，解冻带来了新的矛盾。其对苏联文化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文艺界的再次出现了类似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对立，但这个对立并不是文艺流派的对立，而是政治主张的对立，自由主义色彩更浓的文艺界人士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主持的《新世界》为阵地，更多地坚持社会主义传统的文艺界人士以柯切托夫主持的《十月》杂志为阵地，形成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60年代末的两军对垒的局面。哪一派能够占据上风不是取决于谁能够推出更受社会欢迎的作品，而是取决于苏共中央的文化政策。这两个派别在苏联社会中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这种文化对立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苏联文化从苏共控制下的有限多元化走向真正的多元化的开始，也是后来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源流。如果对这种对立不采取行政手段，而是让双方通过自己的作品去竞争，苏联文化的转变也许会更平稳。

虽然苏联文化中的解冻是一个跌跌撞撞、不断经历放开与收紧的反复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文化的变化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乡村生活与农民的心理、价值等在苏共二十大后成为众多苏联作家关注与书写的对象。与工业化时期的苏联文学描写农民如何接受现代化事物不同，新的苏联乡村文学更多地关注农民与农村在现代化背景下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新的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力求最真实地再现当代苏联农村的生活图景，有的已经接近自然主义的描写。在这些作品里，农民心理和文化的顽固持久性得到强调，而且展现出农民所具有的俄国特性并没有被革命改造多少。“乡村文学的作者们全都认为，俄国农村的文化与道德价值是解决现代苏联问题一个主要因素，他们认为，绝对需要保留民间传统。”^[8]转向俄国乡村文化传统寻求解决现代苏联问题，实际上可以看作斯拉夫派的某种现代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遭遇现代化困境的标志，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现代以后，现实主义遭遇困境被现代主义取代一样。

为了突破这一困境，一些艺术家对如何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宏大叙事，进行了新的探索。卡拉托佐夫的电影《雁南飞》就是这种探索的代表。《雁南飞》的时代背景是卫国战争，但全片并无激烈的战争场面，整个影片叙述的都是后方人民的艰苦生活，却没有传统的英雄形象。影片不但在苏联国内反响强烈，而且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这部影片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苏联观众需要对战争问题新的表述与思考，而《雁南飞》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当代俄罗斯文艺评论家也认为，在苏共二十大前，这样的影片拍不出来，但“《雁南飞》和《战舰波将金号》、《夏伯阳》都是伟大而深刻的影片，这些影片里的主角，关注的首先都是宏大思想的战场，轻视共产主义思想，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电影的”^[9]。

不过，无论赫鲁晓夫怎样左右摇摆，当时苏联文艺界的主流仍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却已经明显地加入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大多数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依然主要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其变化主要表现为，作品中多了对社会矛盾和人的关注与描写，苏联社会在作品中也不再是没有矛盾、没有阴暗面的人间天堂，党的干部也并不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焦虑，他们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者、野心家、以权谋私者、吹牛拍马者等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这种变化，应该说更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仍然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

解冻年代的苏联距离十月革命已经40多年，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将近20年，新的一代正在成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和平年代而且在没有巨大社会动荡的环境中成长，加上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其文化需要已经完全不同于新经济政策、工业化与二战年代的青年，社会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在文化需要上。因此，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出现的对娱乐文化的需要在解冻年代更加强烈，而苏联文艺界也回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以纯粹消费为主的文艺作品在苏联出现而且迅速扩大自己的阵地，这类文艺作品的目的就是娱乐大众。作家阿达莫夫创作了《侦查员洛谢夫》系列侦探小说，塑造了一个苏联的福尔摩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畅销书。这是苏联社会即将进入消费社会的一个信号。消费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将一切宏大叙事解构。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日常生活，而不是宏大思想与远大理想。比如，在解冻年代，苏共妇女部的主要工作体现在：“第一，参与广泛的住房建设计划，第二，参与改善基本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供应。”^[10]这与斯大林时期动员妇女参与工业化的作用完全不同了。

解冻年代，苏联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苏联科学发展最为出色的成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地球人造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此外，苏联还首先将核动力成功地运用于民用工业，造出了核动力破冰船。苏联的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在这个时期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弹道导弹研制方面也走在美国前面，这也是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苏联敢于对英法威胁使用导弹攻击的原因。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处于不断的摇摆中，但这主要集中于对苏共历史的研究，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尽管也有各种束缚，与解冻前比，开放度还是大多了。一些曾经被停止的学科如社会学、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学科都建立起来，一些新的学术刊物被创办，如《苏联历史》、《苏共历史问题》、《近代史与现代史》、《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语言学问题》等等。苏联在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特别迅速。战前，苏联大学每届入学新生数为46万多人，1951—1956年间，每届入学的新生人数达到100万，1956—1960年间则增加到170万。高等教育的发展，改变了人口的文化结构，也改变了社会结构，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实际上也就培养了自己的挑战者。

[1] XIX съезд ВКП(б) - КПСС (5-14 октября 1952 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Большевик (№ 18),1952.
[2] Deming Brown, Soviet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p.230.
[3]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 Диссиденты, неформалы и свобода в СССР,Вече,c43-44.
[4] Ольштынский Л.И. и др, Курс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IX-XX веков, М.: ИТРК, 2002.c452-453.
[5]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 Диссиденты, неформалы и свобода в СССР,Вече,c71.
[6] Edited by Polly Jones, The Dilemmas of De-Stalinization, Routledge, 2006,p.179.
[7] Пыжиков А. В.,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c1.
[8] Deming Brown,Soviet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p.220.
[9] Арсений Замостьянов, Обретение жанра, Знамя, 2001, № 10.
[10] Melanie Liic,Jeremy Smith,Soviet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Nikita Khrushchev,Routledge 2009,p.114.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eluosi/2022121789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