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275 评论：0

在沙皇俄国最后20多年的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白银时代。西方学者说：“俄国学研究者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思考和描述20世纪初形成的种种文化模式的新方法。……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被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其间曾发生了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在最通常意义上，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总体发展上的一个独特时期——是作为现代主义时期而被提及的，而白银时代这个习语常常用来标志俄罗斯的20世纪初。”^[1]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俄国的历史并迅速与西方融合”^[2]。俄罗斯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和思辨的象牙塔，把理念付诸实践，“对于创造了我们所谓的白银时代的精英来说，精致的唯美主义与社会关怀和革命精神共存”^④。

白银时代是俄罗斯时代精神变异、演化的时段，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胜景。俄罗斯特质丧失了原质态的合法性，它的合法性话语策略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即应用现代化“共性”的话语与言说方式，精心构造俄罗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体语境，即具有俄罗斯特质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一个特殊的文明形态，它不同于传统，即不同于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传统文化在地理上和符号上是异质的;而现代性发轫于西方，然后传遍全世界，世界由此成为同质的世界”^[3]。

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具有巨大的艰巨性。俄罗斯传统精神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从空间形态来看，俄罗斯文化既非西方文化，亦非东方文化，而是处于两者之间、兼容两种文化的一种特质文化。俄罗斯地域广阔，横跨欧亚，兼通东西。在中世纪，从9世纪基辅罗斯建立到16世纪伊凡四世称“沙皇”，俄罗斯受到拜占庭文化的洗礼和东方游牧民族——鞑靼蒙古的征服，东方化是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的文化基调，如果没有彼得大帝启始的、历经300年至今反反复复的西欧化进程，俄罗斯可能就是一个东方专制主义帝国。俄罗斯的西欧化也是其向西领土扩张导致的必然结果，西欧化反过来强化了俄罗斯把自己特质普世化的顽强信念。这种信念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逻辑延伸，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提出了著名的“麦金德”定律。这一定律把全球分为两大岛：由亚、非、欧大陆构成的世界岛，美洲大陆构成的美洲岛，西伯利亚至东欧平原是世界岛的核心地带。谁控核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俄罗斯恰好坐落于世界岛的核心地带，地缘政治的天然区位优势，使其油然而起联结世界，以自己为轴心充当东西方桥梁的崇高使命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俄罗斯就其历史地位和民族特征而言，它既不是纯亚洲式的，也不是纯欧洲式的。东西方两种世界之流在这里碰撞，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4]。俄罗斯站在自身特质的立场上，对西欧正在进行的现代性普世化进程，充满悲悯之情：“谁一旦进入内部，在欧洲认识发展过程的最深层，而不是从虔诚的角度来观察，他就可以理解欧洲理性和欧洲科学的内在悲剧性，它的深刻危机，令人痛苦的贪婪，对新道路的探索。”^[5]

针对俄罗斯特质普世化的图谋，大文豪高尔基坚持必须从特质性道路转换到现代性道路。他指出：“我们认为，历史庄严地要求正直而理智的人们去对这种独特的存在进行全面研究和大胆地批判的时间已经来临。我们需要和我们心理结构中的亚细亚积层进行斗争。”^[6]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在要素结构，决定了特质性与现代性的斗争具有绵亘的文化张力与灵活的互易能力。“俄罗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俄罗斯精神是任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丘特切夫如是评述自己的俄罗斯：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唯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而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信仰着俄罗斯，每个人都能在俄罗斯充满悖论的存在中找到事例来支持自己的信仰。”^[7]俄罗斯特质性普世化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创造精神终究会在世界精神舞台上赢得伟大强国的地位。在俄罗斯精神内部所发生的东西，将不再是地方性、个别的和闭塞的，而要成为世界的和全人类的，既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对此，俄罗斯潜在的精神力量早已有了准备。”^[8]

广袤的空间，造就俄罗斯文化品格。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轻易地接受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俄罗斯人民已为此付出了大部分精力。俄罗斯国家的规模赋予了俄罗斯人民几乎难以承受的重任，使他们处于过度的紧张状态中。……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依然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由此，俄罗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内转，走向直觉，走向内省;它不能转向总是与构形有联系，与标示出界限的道路有联系的历史。……俄罗斯的惰性、满不在乎、缺乏首创精神、责任感薄弱，都与此有关。……恰恰是俄罗斯大地统治着俄罗斯人，而不是他统治着它。”^[9]白银时代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深刻地揭示出俄罗斯特质的成因与基因。

俄罗斯特质性替代的是现代性，现代性理念肇始于文艺复兴，勃兴于启蒙运动，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的推进，成为话语霸权。现代性的机理是以理性统摄一切，在自然界，人类借助理性工具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崇尚“知识就是力量”的进取主义，用理性手段控制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在社会领域，坚持线性进步观念，历史发展是以进步为目的的进化过程，主张把资产阶级平等主体的契约意识从经济范畴推广至政治制度等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以社会契约形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和代议共和制两种形态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观念形态和目标指向。现代性是内在超越与外在泛化的精神运动，它秉持“进步”的线性理念，认为现在比过去要进步，将来比现在更进步。它的内在超越性，是超越自己既存的状态。它的外在泛化性，是用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与之相对的、作为消极否定力量的特殊化传统性。因而，现代性是积极否定性的进步思维机制与价值取向。

白银时代思想家强调人的主体性。“别尔嘉耶夫认为，社会、民族、国家并不是个性，人的个性是比社会、民族和国家更高的整体性。因此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捍卫自己的精神自由，对抗国家和社会。在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黑暗的恶魔般的自发力量，想要使人的个性服从自己，并把它贬低到仅仅充当自己的工具的水平。”^[10]别尔嘉耶夫深刻地揭示俄罗斯特质性及其社会机制对于人的摧残，针对俄罗斯特质性善于制造崇拜偶像，并将其作为对人实行精神控制的有效手段。俄罗斯特质的社会践行是残酷的。那么为什么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俄罗斯人没有自觉地抛弃之呢?因为，传统宗法制为农民提供保护，使其免受资本主义化原始积累的剥夺和市场经济竞争的威胁，以民粹派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恐惧远大于对于俄罗斯特质性残酷体制的憎恶。别尔嘉耶夫道出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成因：“在俄国知识阶层的意识和情感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总是凌驾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之上的。这一表述无论是对于物质层面，还是对于精神层面都是同样正确的：……知识阶层总是乐于接受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中分配和平等问题处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所有的创造活动都被摒弃。在此，他们充满无限的信任。对于将创造和价值置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他们总是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在意志上早已决定对之加以驳斥和揭露。”^[11]俄罗斯知识分子天然地倾向于分配与平等的取向，是现代化后发地域知识分子的共性倾向。这是宗法制集体主义基因积淀的精神特质，别尔嘉耶夫说：“由于自身的历史地位，俄国知识阶层存在着某种不幸：对平均主义的公正、社会之善和民众利益的崇高消解了对真理的崇尚，甚至近乎扼杀了对于真理的兴趣。”^[12]

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与专制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同时受到现代性取向与俄罗斯特质性价值内在冲突性的煎熬，他们不得不把现代性与俄罗斯特质性协调起来。别尔嘉耶夫指出：“俄国历史造就了具有如此精神结构的知识阶层。这种精神结构与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相悖离，具有这种精神结构则不可能去崇尚客观的宇宙真理和价值。俄国知识阶层不太相信普遍法则……俄国知识阶层这种与生俱来的品质造就了他们悲剧的历史。……俄国知识阶层的品质导致他们对欧洲哲学学说的误读，同时也使得这些哲学学说成为迎合知识分子特别需要的手段。与此同时，最为杰出的哲学思想却完全被置于一边。在我们这里，科学实证主义、经济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尼采主义均受到歪曲，并与当下的具体情境取得了一致。”^[13]

别尔嘉耶夫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从特质性观念转变为现代性取向的典范，他的精神世界充满艰辛与痛楚，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活动是完成了这一质的转变的触媒。他说：“当我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从事革命时，实质上我一直也没有成为彻底超出宗法制度、贵族世界的人。以后我就自觉地与这个世界断绝了关系。”^[14]别尔嘉耶夫比较彻底地克服了俄罗斯特质性的精神异化，以明晰的现代性取向，判断白银时代俄罗斯精神结构由特质性位移到现代性。在这一取向性变迁过程中，俄罗斯特质性的异化与对现代性的误读交织纠缠在一起。他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剖析对象，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或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遇而出现的某些共性现象。他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知识阶层，正是在生物唯物主义这一特殊层面上对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进行接受和解释。因为，这有利于对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范畴进行确证。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而且甚至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哲学。”^[15]别尔嘉耶夫的这段阐述，充分展现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精神产品的误读，以及结合俄罗斯特质加以简单化的应用所带有的一系列问题。

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精神的内在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甚明了，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等早期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像别尔嘉耶夫所谈到的那样，对现代性精神产品作出依据特质性语境的话语移入与重构，闹出了变唯心主义为唯物主义的笑话。列宁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哲学舞台的，当时德国教授中间的时髦口号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两位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在哲学上的发展正是从康德那里出发的。”^[16]康德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大家，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康德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他以实证话语，论证唯心主义的实质结论。他强调经验的哲学作用，让俄罗斯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误以为他是唯物论者。列宁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17]别尔嘉耶夫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与列宁一致的结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胜景由此可见一斑。

[1] 林精华主编:《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④ 同上书,第9页。
[3] J.　Baudrillard,　Forget　Foucault,　New　York,　1987,P.63.
[4] G.　Vernadsky,　A Source book for Russian History, Vol. 2.〖KG-*4〗, Yale, 1972, p.719.
[5]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6] 同上书,第50页。
[7] 同上书,第3页。
[8] 同上书,第2页。
[9]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0] H.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11]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2] 同上书,第7页。
[13]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14]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5]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16] 《列宁选集》,第2卷,第196页。
[17]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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