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农奴

俄罗斯在1853—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使得俄罗斯国内朝野对尼古拉一世的不满达到了顶峰。半个世纪前称霸欧洲的俄军遭此惨败，暴露出装备落后，后勤运输和供应能力低下、军事思想陈旧，指挥无方等严重问题。恰好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尼古拉一世病逝了。亚历山大接手的是一个国力衰落、危机四伏的俄罗斯。

尼古拉一世去世后，37岁的亚历山大二世登上皇位。当时的俄国，农业人口占居民总数的90%，并且依然以落后的农奴制为基础，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尽管农业技术改进和生产的合理化也已出现，但人数有限，不能形成规模。俄国的封建农奴制产生于15世纪末期，到18世纪已经达到鼎盛，种种弊端开始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成为严重阻碍俄国发展的经济根源。到19世纪，农奴制的存在不仅制约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日益成为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孕育聚集的焦点。

俄国农奴制的主要特点是将广大农民以人身依附的形式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丧失人身自由和各种基本权利，变成农奴主的附庸甚至私有财产。在农奴制下，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劳动收获悉数归地主所有。这是农奴制体制下地主剥削农民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种制度下，农奴的劳动成果和收入基本上都被农奴主和国家剥削占有，因而缺乏劳动的积极性和使用先进技术的热情，致使俄国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的单位产量长期停滞不前，并且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由于农奴制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式的封建经济形态，各农奴主庄园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并不活跃，也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同时，农奴制度的长期作用还导致俄国社会各阶层分布的严重失衡。占全国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处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忍受来自其他阶层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种状况必然引发激烈的反抗和斗争，从而危及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俄国国内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是最现实的证明。据统计，1826—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19次，1845—1854年平均为35次，1855—1857年平均为63次，1858—1860年平均为101次，而仅1861年一年就多达1176次。

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要改变俄罗斯陈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势必要废除农奴制。于是在他登基一年后的加冕典礼上，他召集莫斯科的贵族们并发表了通告。他说，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地解放自己，不如主动地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他要求贵族们考虑此事。尽管政府让地主主动提出解放农奴问题经历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最终成功地获得了立陶宛三个省贵族的支持。1857年，农奴改革在立陶宛境内试行。农奴主们宣布解放农奴，让这些农奴成为独立的自由农民，此后农奴主和原来农奴的关系转变为地主和雇农的关系。接着，这项改革措施又开始逐渐在彼得堡等省份开始推行。

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农奴制改革触动了俄罗斯广大地主贵族的利益，遭到了激烈反对。他们提出反对改革的论据是：这样会造成俄罗斯政局动荡，加剧克里米亚战争后的经济困难。此时俄罗斯的革命者大多已经流亡海外，革命者中也对俄罗斯未来的道路有不同主张。地主贵族们利用激进革命者的言论，放大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来对抗改革措施。此外，这一时期俄罗斯国库空虚，整个国家依靠举债度日，由于经费紧张，甚至重新装备军队这样的头等要务都暂时被搁置下来。地主贵族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农奴制改革。

面对重重阻力，亚历山大二世仍将改革推行到底。1861年2月19日，俄罗斯宣布了新的农民法令。3月5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宣布解放俄罗斯所有的农奴，从此农奴成为自由耕种的农民。尽管自由农一无所有，没有自己的土地，在经济关系上必须依附原来的地主老爷才能生存下去，但在政治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农民们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成为自由人，可以自由迁徙，也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新开垦的土地致富，从而在经济上也获得完全的独立。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是俄罗斯在质量上的社会进步。

美国史学家宣称农奴的解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这次改革直接影响了大约5200万农民和2000多万私有土地主的农奴的地位。农奴解放的道德价值，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和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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