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社会科学必然面临这样两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对待他人学术成果与不同学术观点，如何对待自己的学术观点。对此，邓子基的一贯态度可概括为“在继承中发展”。首先，邓子基善于吸收他人的成果，同时加以发展，表现出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所具有的谦逊学术品格。正如他在《为“国家分配论”答疑》^①一文中所说，“我是个‘国家分配论’者，各学派论点给我很大启发”，“国家分配论”是在“肯定和评议了‘货币关系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于不同学术观点，他主张“求同存异”。当然，他对于认为将给国民经济带来重大危害的“赤字无害论”等错误观点，则坚决地予以批判。其次，对于他自己的学术观点，既不是僵化，也不是随风转，而是同样采取“在继承中发展”的态度。

邓子基多次强调，我国的财政改革正面临着建立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和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艰巨任务。为此，他提出要中为体、洋为用，学习、借鉴西方“公共财政论”中的有益成分与公共财政模式，求同存异，扬长避短，有机整合，加以丰富和发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树立正确的财政观，明确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概念。为了阐述“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新“国家分配论”(即“国家财政论”)。在他看来，“国家分配论者”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公共财政论”的理论观点与运行机制：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应当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以政府(财政)配置方式为补充，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互配合，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的四项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有序、有效运行。西方公共财政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财政支出的定位。它要求调整财政供给范围，优化支出结构，解决财政的“缺位”与“越位”问题，以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公平性。这也就是要求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要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是法治化的、程序化和公开化的财政。财政预算制度是国家财政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财政预算的政治决定过程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国家预算应当依据有关法律，通过一定政治程序进行，国家预算的绝大部分内容向社会公众公开，社会公众有权监督国家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公共财政论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即透过经济现象提出经济思想，把经济思想具体化为系统的经济理论，再通过建立适当的经济模型对经济理论做进一步深化，并采用定量统计分析、实证个案研究、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将经济理论用于指导经济政策和实践。对此，应当持有积极而谦虚的学习态度。^①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大政方针，就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制定了战略部署。邓子基号召广大财政理论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宗旨，以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为主攻方向，不断拓展学术深度和研究领域，并结合理论研究成果，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更多的建设性思路、意见和对策，砥砺前行，奋力开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设和财政改革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 参见邓子基:《为“国家分配论”答疑》,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① 参见邓子基:《借鉴“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载《财政研究》2000年第1期;《在整合中发展国家分配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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