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被游街、贴大字报、住牛棚，但私底下邓子基还是最受保护的对象之一。当时虽时有教授自杀的消息传出，但邓子基几乎没有遭受过暴力，还受到了一些暗中保护。这可能是因为邓子基自己也出身贫苦，做教务长的时候乐于助人，是学生们心中的好人。尤其是对那些穷困的工农兵学员，无论是做教务长还是校长秘书的时候，邓子基都尽可能帮助他们。

“父亲在‘文革’期间也住过牛棚，但是没挨过打，这在当时也算一个奇迹了。没挨打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实在是个大好人，以至于血气方刚的红卫兵小将都打不下去。”女儿邓力文说。

不过，后辈们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邓家的两个孩子很晚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入团。那时候小学生是红小兵，初中生是红卫兵，尽管两个孩子表现优秀，但是一直得不到机会入团。写入团申请书时要写很多思想汇报，团支部书记要他们写报告和父亲划清关系，他们一直不肯写。

邓力平和邓力文还是尽可能在各个方面表现好一些，努力争取入团。尽管入团的过程艰难，但是入团后兄妹俩都成长得很快。可以说，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后，邓家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缩影，才真正从阴霾中走出，获得了新的希望。

“文革”初期，一切都很混乱，为了保护年幼的妹妹，武斗开始的时候，邓子基夫妇将幼女邓力文和她的外婆送到王若畏在福州乡下的老家，那边有表哥一家。尽管当时他们在福州家里也有老宅，但是为了免受伤害，只有回乡下。

在那里一同生活的还有表哥一家，这个乡下大家庭的大部分开销也由邓子基夫妇承担，那时候邓子基一个月也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要养厦门和乡下两个家。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有假期，他们就会去乡下看望女儿和亲人们。

邓力文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没有好的学习条件。一次邓子基赶去看望孩子，远远地看到她和农村里其他孩子一道，一手拎个小篮子，一手用个小夹子在村里捡肥田的猪粪，十分心酸和不忍。邓力文乖巧地告诉爸爸，“谁捡到就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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