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福建省政府决定将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内迁沙县，逐步转入战时教育体制，在沙县城关文庙办学，并在洞天岩设分校，作为初中部校舍。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邓子基坚持完成了初中的学业。1940年6月，在全省会考中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当时福建省最好的高级中学福建省立福州中学。那个年代的学生是在八年抗战、国难当头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高小、初中就读时，经常逃难，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福州曾两度沦陷，当亡国奴的福建民众备受欺凌。血与火的洗礼，在他们的脑海里深刻地印刻着国家仇、民族恨。有了这些亲身经历，他们很容易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福中这个民主气氛浓厚的学校里，进步文艺作品和报刊更是强烈地熏陶着青年一代。

福州沦陷后，福州高中迁至沙县。王守椿刚好也调到该校当教导主任，邓子基再次与王老师相遇，师生聚首，感慨良多。这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福州高中的初中部在乡下的沙县洋溪，高中部在沙县城关文庙。那座文庙很大，他们就是在文庙里上课、住宿。学生们住的是上下铺，床铺都是木头做的。邓子基还是一如既往，坚持靠着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读完了三年高中。

1943年，邓子基在福建省福州高中毕业时留影

1943年，邓子基参加了福建省高中会考，因成绩优异被省教育厅保送到当时迁至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同时邓子基又考上了当时同样迁至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后定名为“国立政治大学”)。

走出闽北大山的邓子基是一个瘦高个，脑子聪明，能够在逆境中求进步，而且有钻研精神的新青年。

1943年7月，考取大学之后，邓子基就要到重庆念书了。当时邓子基在老家沙县，怀揣着同学、朋友、老师筹集的一点资费，先坐黄牛车出发，再坐货车辗转到赣州。现代交通发达，人们已不知什么是黄牛车了，据邓子基介绍，“黄牛车原本只拉货，不能装人，那时给车主少许钱即可与货物待在一起，遇到关卡的时候，要下来走路。而且还必须表现自然，得跟其他路人一样，才能通过检查处”。

在战时进入重庆，交通相当困难。从上海到重庆，邓子基搭载过的交通工具有木船、汽轮、汽车和火车。西南公路大部分是山路，多急弯陡坡，“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糨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汽车上坡时，部分乘客下来推车，常有人拿着一块三角木跟在汽车后面，当汽车爬不上坡向后倒退时，赶紧把木块塞在后轮下面，阻止汽车下滑。下坡时更危险，如刹不住车，遇急弯时来不及打方向盘，车子就会冲出路面，坠入深谷。“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除灰，洗布袋、加料，极为烦琐。“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①

就这样，为了求学，邓子基一路到了赣州;到赣州之后再到韶关，从韶关乘火车到贵州都予;到贵州都予后又要再转坐汽车、黄牛车……经过一个月的长途奔波才赶到当时位于重庆北岸九龙坡的国立交通大学报到。

所以，对于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老人十分珍惜，“因为我忘不了早年求学时经历的万般艰辛”。

① 参见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料》总第11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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