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十年浩劫”后，对过去的那些灰色记忆，很多人都不愿多回顾，大家也都不愿意多谈那些过去。

“文革”期间，本以为偏安一隅的厦门大学可躲过一劫，谁料却也成了“重镇”，很多德高望重、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未能逃过此劫，这也使得厦大“元气大伤”。王亚南校长，邓子基的研究生导师，也被“押上”审判台。目睹这个戴着眼镜、有点秃顶的老人，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的翻译者，变成被专政、被打击的“主角”，年轻的邓子基心中充满惶惑、悲悯与无助。

“文革”开始时，邓子基是教务长，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有他的名字，后来接连出的几张大字报也都是如此。

邓力文那时才5岁，抄家的那一天，她躲在床底下眼看这一切发生。很多照片、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以致家人后来对一些旧的东西(如照片)特别珍惜。现在邓家的老照片也没有留下几张。

邓力文从床底下钻出来时，正看到父亲被批斗。她稚嫩的脸庞浸满泪水，眼神透出惊恐，邓子基夫妇不忍多看她一眼。

邓子基爱集邮，省钱买了好多邮票，后来整个邮册都被抄走，邓力文长大后，记得那邮册在谁的手上，愤愤不平，想跑去要回来。邓子基就劝慰女儿不要生气，身外之物别再要了。

邓子基被打倒的原因，与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一栋祖上的房子有关，红卫兵认为那栋老房子是邓家的。王若畏那时候在双十中学，也被打倒了，还贴了大字报。邓力平、邓力文随即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孩子，邓力文太小躲在家里，哥哥邓力平就去盯大字报，他记性很好，会把每天的大字报背下来，回来念给父母听。

“文革”期间，诸多厦门大学的老师，很多都温文尔雅，待人和善，被冠以“走资派”“特嫌”关进牛棚批斗，他们的生命被侮辱、被践踏。“有些斯文扫地的做派，在那时彰显无遗。为了小利益，拉帮结派，探讨的也不是学术问题，完全是莫名其妙的私人恩怨。”一位退休老教授曾愤慨地说。

“文革”时批斗过邓子基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他的朋友、忘年交，他一直友善对待，大家都觉得邓子基是一个好人。学术上攻击他的，他也会选择淡忘。邓子基一生淡泊，不爱名利，在他眼中，留下的都是美好。大家都说邓子基的身上有一种佛性，很多人觉得迈不过去的坎，他都觉得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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