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亚南在那时就看出了陈景润将来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并不实事求是，应该说他是把陈景润当成可用之才加以爱惜的。在徐迟的那篇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中，王亚南被誉为“懂得人的价值的人”。

除了陈景润，王亚南还挖掘和引进了很多人才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服务。当时厦门大学海洋系缺少海洋气象专业的老师，王亚南坚持聘用台湾气象台原台长到学校讲学，他曾说：“又不是办党校，只要他肯把聪明才智献给人民，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加强高校党政建设需要，将一批年轻教师从北京、上海等地调来厦门大学开展工作。那时交通条件还很差，这些年轻教员想回一次家都非常不容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关怀年轻教师，特批他们假期返乡。邓子基当时的同事，曾经任财金系党支部书记的沈敬繁在说到当年的情景时仍然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她说：“正因为厦大在王亚南校长的带领下，是这样一个师生关系融洽、大家互帮互助的地方，才让我这个只身从上海来的青年有了家的感觉。同时也让一代代的学子们心怀一颗爱校如爱家的心。”

这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都说明，再好的千里马，没有伯乐的发现，是很难有发挥的机会和平台的。“当今的社会，应该有更多的王亚南这样的伯乐，去发现、培养陈景润这样的千里马。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才是现代科学的希望所在。”邓子基深切地说。

王亚南明确提出，不能光借鉴外国理论，应面对中国实际、进行自我研究，建立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他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以中国人的资格、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中国经济，建立“中国经济学”。

在科研和教学上，导师王亚南给邓子基很大影响。王亚南曾说：

毕业留校后的青年教师邓子基

“当好老师，也要搞好科研，不要当教书匠。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创造者。”他还说：“教书育人，因人而异;教书，也教人。”

在“文革”中，王亚南与众多学界名士一样，未能幸免国家栋梁民族精英罹难的遭遇，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后来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与指示，他才得以到上海治病，于1969年1月13日病逝在上海华东医院。

在1978年王亚南骨灰安放仪式上，厦门大学的师生员工为老校长敬献了一副挽联：“辛勤译著传马列，业绩永垂海内;不倦教诲育桃李，深情常存鹭滨。”这成为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数十年后再读，依然令人感慨。

邓子基在70年的从教生涯中，始终恪守着王亚南留给他的“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的从教理念。正因如此，邓子基一直以培养高质量、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对学风教育格外重视，对学生要求严格，关爱学生的生活，这都成了邓子基的一种习惯了。

邓子基在历届学生的第一堂课上总要提出“33字”要求：人贵有志，人各有志;刻苦砺志，奋发拼搏;坚持不渝，必有成就;服务人民，矢志奉献。

讲台是邓子基最熟悉、最喜欢的地方，他说：“拿世上最珍贵的东西跟我交换，我也绝不会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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