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系统各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10万名干部、工勤人员和3万多名家属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行军事化生活。

为了实现对知识分子的锻炼和改造，邓子基和其他厦门大学的教师们一起也去了“五七干校”，只能半个月回家一次。老师们还要经常下宿舍，和学生一起下乡。教职工每年都要去厦大集美农场干插秧、拔草等农活。王若畏胃不好又低血压，加之工作任务重，经常上课晕倒。有一次邓力文去“五七干校”看父亲，有人打电话说“你妈妈晕倒了”，邓力文急急忙忙跑回来，当时妈妈住在医院，她照顾妈妈累了，趴在妈妈的脚边就睡着了。孩子们那时候最盼望爸爸能回来。爸爸每次回家都会用麻袋背回龙眼、地瓜等好吃的。

福建是海防前线，厦门大学在战略前沿，由于形势紧张，学校还需要挖防空洞。一般是学生挖一周，老师挖两周，防空洞大得可以开车进去。当时邓子基已经50多岁，仍参与其中，虽然不用参与打风钻等难度较大的工作，还是要炸石头、运石头、加固防空洞。

当时要求本科学习四年间，必须进行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并由厂方出具鉴定。邓子基也带学生去生产单位实习，老师要写生产实习大纲，包括预算、实习地点、实习目的、住在哪里、生产多少等，然后联系负责单位、安排住宿。老师们必须将学生安全带到再安全带回。从1973年开始老师每年带学生出去实习一个月，去的地方很多，范围很广，包括上海、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常州、晋江等地方。邓子基在一线认真做事、为人师表，也跟着学生出去学工学农，睡地板。

“理论研究须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学生们必须通过在学校和工厂之间的进进出出才能知道自身不足，回到学校后才能不断请教老师、同学。实践经验也体现了工人农民的伟大，不经历风雨成不了大树。”邓子基这样教导学生。生产单位对邓老师和学生们的能力十分认可。有一次，邓子基指导大家做农业机械化调查，省委领导听取了相关报告，认为十分有用。这种理论(科学知识)与实践(实习)相结合也是优势互补的体现，互相支持、学习有利于共同发展。

1971-1973年，许经勇老师^①担任组长，带领包括邓子基在内的其他5位老师到福建省各地的农村下乡，响应当时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能够下乡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上已经过关了的，这意味着邓子基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历史也算结束了。

下乡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接受农村再教育;二是进行农村社会调查。那次下乡的地点是漳州市龙海县莲花公社。许经勇回忆当时下乡条件非常艰苦，交通十分不方便，莲花公社有十多个分队，当时邓子基老师已经五十多岁了，依然跟他们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劳动，走路拜访各个农村大队。他们六个人几乎是靠双腿到莲花公社的各个大队去调查、劳动。当时虽然有的大队有自行车，但他们依然坚持走路，一天要走十几里，很多时候还要翻山越岭。他们大部分时间在莲花公社的黎明大队住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六个人挤一个小房间睡觉，只有简单的木板作为床铺。下乡时白天要跟农民一起用镰刀割水稻，许经勇依稀记得当时邓子基经常因为割水稻把手指头都给割破了。

在农村社会调查方面，当时邓子基有个外号“邓快手”。下乡调查要帮助当地的农村干部调查农村社会现状，需要撰写和上交调查报告给当地干部，有时候报告要得比较紧急，因为邓子基的思维和各方面的反应都比较快，一般都由邓子基来主笔、负责撰写。

邓子基之前一直在城市，跟农村的接触比较少，以他当时五十多岁的年纪能够接受农村的艰苦生活，很让人佩服。在参与农村调查的两年时间，邓子基对中国农村的情况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财政理论的研究有深刻的影响。

一次到闽清县的坷洋大队调研，地势险恶，需要爬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爬到一半的时候，邓子基把当时穿着的羊毛衣脱下来扎进挎包里，他为了追上年轻人的速度，觉得羊毛衣是个累赘，带着拖后腿，就把羊毛衣丢掉了。当时的羊毛衣十分贵重，甚至在福建有钱都很难买到。等邓子基他们到达之后，当地的干部听说了羊毛衣的事情，号召当地十几个人去帮忙找寻，但没找到。后来去了福鼎县，邓子基在那里买到了两担羊毛，非常开心。在那边，粮食非常紧张，副食品几乎没有，考察队员几乎每天都是吃稀饭和咸菜，邓子基都克服了这些困难。

① 许经勇,男,1938年出生于福建惠安,196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同年留校从事教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出版总编。1992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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