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打到第6个年头，还没有结束，看到当时的中国被日军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邓子基怀着一颗爱国心，立志报国。只有学有所成，用知识改变命运，才有报效祖国的资本。他所在的经济系分财政方向，于是他读了财政专业，那时候叫财政组。

命运是残酷的，但天无绝人之路。或许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邓子基失去了成为一位航空领域科学家的机遇，但同时获得了一次成为财经专家学者的机会，这一切无不是依靠不懈努力和辛勤汗水换来的。

在重庆的那几年，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日益艰苦。日本人的飞机常来轰炸，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百姓生活状况趋于恶化，情况越来越糟。

学生吃饭靠贷金。8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八宝饭”更成了家常便饭。“八宝”为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

重庆雾大，体弱的邓子基又开始“打摆子”，十分消瘦。但他依然夜以继日地读书，在那个170多人的大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在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主要读西方经济学，“古典学派也读，德国的历史学派也读，澳大利亚的边际效用学派也读，《资本论》也可以读”。这为邓子基后来从事经济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最初的学术探索。

1945年9月，不屈的中国人经过8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日军的投降。政治大学也跟随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因大批职员、家属急欲离渝返回南京等地，出川交通工具之紧缺，超乎想象，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系的，找诸如军统的高层人员去搞票。没关系或关系不硬的，则只好改坐木船离川。

学校给学生们发了旅费，让他们自己从重庆去南京，于是邓子基与其他两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一起出发，准备到南京继续读书。一路辗转，从重庆坐汽车到南充，从南充到绵阳，绵阳到广元，到广元后上陇海路。

邓子基和几位同学在宝鸡附近的一个小站“扒火车”，那个小站不卖票，当然那时他们也没有多少余钱。几个人找到可以抓住的把手，整个人就趴在火车上。因为怕掉下去，也不敢睡觉，陇海铁路隧道多，途中经过隧道的时候，前面的同学高喊一声，后面的人赶紧低下头，紧紧地贴在车皮上。

他们到韶关之后，由于铁路被日本人炸掉了，便改坐汽车和黄牛车，而黄牛车是运货的，那个环境可想而知。他们就这样一路历经艰辛、坎坷地到了荆州，又经过徐州，最后到了上海。

因为学校还没有正式恢复教学，邓子基决定先回福州。在上海，他和小伙伴们坐上了海船，因为没钱买票，只能坐五等舱，在最底层，空气不流通。老人特别坚毅地说：“我这个人命硬，飞机轰炸我没死掉，冒险扒车也没死掉。”

到福州后，邓子基投奔了当年的王守椿老师。此时的王守椿在连江一所中学任职，他知道邓子基没有亲人，出于同情、爱怜，叫子基在家中住下，还安排他去学校教数学、地理、英语等。

也是在此时，王守椿介绍他的侄女王若畏女士给邓子基认识。半年后，邓子基又从福州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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