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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共同信念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1月09日 阅读:357 评论:0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共同信念

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的理论论证,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已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完成。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趋势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各国究竟何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取决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现在的问题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究竟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个高难度的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现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同时也“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那么就必须重新回答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又成为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正如邓小平向来访的外国客人介绍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情况时明确指出:“我们的这些农村政策,很自然在人民和干部中间提出了一个‘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如不能很好地回答,那么中国既不能顺利前进,也没有可能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特点和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以及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对这些涉及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把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关于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被人们反复地提起。邓小平针对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疑问和困惑,及时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论证。1979年3月邓小平作出的回答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

1.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自觉的价值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并勾结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都在当时的历史所提供的可供选择的道路上进行着艰辛的探索。但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相继都失败了。中国先进分子,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在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后,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并由此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一经和中国的工人阶级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是中国人民从一百多年失败和胜利的实践中切身体验出来的,确确实实是来之不易的真理。

2.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武装斗争,经过实践的证明,都无法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武装斗争,尽管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却又使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更加黑暗的状态。辛亥革命失败,资本主义道路破产,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孙中山从失败中逐步认识到适应时代潮流的重要性。他开始在困惑中意识到导致他革命失败的某些真正原因,并准备努力随时代前进,此时他遇到了适应时代要求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革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组了他领导的党,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治主张,试图走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新三民主义接近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也就宣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国民党二十多年的统治实践证明,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仅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不能把中国引向民富国强,反而使广大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邓小平对此的结论是,国民党的统治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或者如果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国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这一个或那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因此,他庄严宣告:“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邓小平针对我们党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疑问又阐发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

1. 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针对有人借口我们党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至于当时乃至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回答人们关于“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也能翻身”的提问时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正是由于中国现在还很落后,所以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利于发展生产力,最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2. 资本主义道路现在仍然走不通

邓小平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不同性质以及生产的不同目的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在中国仍然走不通。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回答人们关于“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也能翻身”的提问时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假设,而历史又是不能假设的。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寻求救国救民的艰苦卓绝的探索。正是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民的精神才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更不用说“小康”和现代化。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

3. 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详细的回答。

第一,判断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时要注意比较的科学性。不能依据社会主义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产力的差距来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因为中国的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

第二,判断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时要注意客观性。这就是,一方面,要注意客观事实,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挫折和曲折。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另一方面,看问题要全面,“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正如列宁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现在一切都在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就难免有失误,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些失误、某些弊端,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判断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时不能简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无是处。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是因为社会主义继承、吸收和借鉴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吸收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应当注重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另一方面,“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东西如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等,由于其本身没有阶级性,并不能说都是资本主义的。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

第四,判断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时要注意发展性。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只有在发展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和正在得到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要真正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

4. 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化,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判断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否则,就不符合甚至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那么,过去我们形成的许多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制定的许多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都应当通过实践的检验而决定取舍,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以往的做法都看成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从而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明确提出了一切以实践检验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正确与否。例如,人们过去认为“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大锅饭”是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资本主义;农村工作“以粮为纲”是社会主义,发展多种经营是资本主义;“大跃进”时期办集体食堂是社会主义,家庭开灶是资本主义;企业突出政治是社会主义,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等等。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这些说法根本是不正确的,由此而形成的这些观念也是不正确的。不仅如此,即使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做法,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做法,也不能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还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把它们无条件地看作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我们应当以实践为基础,清理以往附加到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走向科学化。

三 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关系到新生的国家政权能否巩固和中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邓小平总结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并没有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立国之本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不动摇。对此,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抛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 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对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各国,长期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凝固化,认为坚持那一套东西,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违背了那一套东西,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如何处理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协调自己的外部环境来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应该说,最初我们的指导方针是明确的和正确的,那就是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提下,同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关系。但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敌视政策,也由于我们自己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照搬苏联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时期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毕竟这个模式的很多地方与中国的实际是相脱离。我们党和毛泽东对苏联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早有察觉,如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以苏为戒”,也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努力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以此来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是,由于我们党自身既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实践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能从马克思的本本上来,在实践上照搬苏联模式,后果导致思想僵化,实践受挫,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逐步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1983年4月29日,他在会见印共(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画脚,是要犯错误的。”1986年9月28日,他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1989年5月16日,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强调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这个科学论断告诉我们:“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多次阐明了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得不到成功的重要思想。“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画脚,是要犯错误的……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苏联模式“神圣化”导致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是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一个重大更新,使人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一步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只有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特点结合起来,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落实到现实工作中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与判断,党的十三大报告在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指导方针时,第一条就是“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党的十四大报告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指出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只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经济搞上去了,才能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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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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