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宣传毛泽东思想：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邓小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1927年回国参加革命以后，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一直是党的一名重要领导干部。作为党的一名重要领导干部，无论是从事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领导工作，还是进入中央参与党和国家的全面领导工作，他总是坚持在具体工作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灵活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方面，他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既从理论上阐明了“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重要性，也在实践上把党的事业置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他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支持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邓小平回国以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中，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光辉实践历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总体上，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还处在萌芽时期，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就是坚定支持毛泽东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者之一。

1.　实践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和游击战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不仅果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明确地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包括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在内的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党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和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作为“善于学习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坚决执行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发展，拥护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尤其是红四军的重要领导人陈毅1929年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使邓小平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了上述思想。邓小平曾回忆说：“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活’学习呀！”王震曾评论说：“邓小平同志坚决走‘朱毛’井冈山的道路，发展革命武装，果断地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到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农运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红七军和红八军，创建了全国瞩目的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丰富的经验。”可以说，邓小平领导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积极地推行毛泽东制定的土地路线

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却推行一条错误的土地革命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给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进行批判。邓小平不论是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还是在江西瑞金工作期间，都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左右江，邓小平着力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他曾和韦拔群一起在东兰县一带，深入群众、实地考察农民土地情况，对搞好土地革命等问题进行研究和部署。在吸收毛泽东实行土地革命路线的经验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试点的基础上，1930年5月1日，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土地法暂行条例》，在土地分配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坚持“分配土地应以人口为标准，以出产之多寡，平均分配之”；地主守法时，也给一份田地和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左右江开展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使“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在左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和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他坚定贯彻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积极发展革命武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正值瑞金第二次分田。他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并根据群众的意见把田按肥瘦和水源好坏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动力标准进行重新分配，好坏搭配，多少拉平。老百姓激动地说：“这回我才真正翻身了。”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有的村采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把该村的20多户地主、富农的地全部没收了。针对这种“左”倾土地政策，邓小平向广大干部耐心地做工作，讲述“要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道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左”的分田做法。会昌中心县委成立后，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主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他继续在实践中创造性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针对会、寻、安地处边陲，没有一定力量的地方武装，就不能巩固红色政权的现实，邓小平一上任就抓地方武装建设，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建立当地的革命政权。“土地斗争较前深入了。许多的贫苦农民能起来参加分田与打土豪，现全县的土地正在进行重新分配。”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相当发展和深入”，“各乡都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与分田委员会”。1932年底，三县的土地革命顺利完成，群众的积极性广泛地调动了起来。

3.　抵制“左”倾错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的领导者决策和认识一再失误，以及共产国际的不当影响，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党内相继发生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忽视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党内在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坚定地实践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就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之一。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千里转战，抵制“左”倾的“城市中心论”。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在红七军前委、全军党员代表大会上，中央特派员邓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会议精神，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对此决定，邓小平表示了不同意见，在进攻受挫后，邓小平主张放弃攻打桂林计划，实施迂回转战，实现与中央红军的会合，得到红七军前委的拥护。随后，红七军经过10个月，历经桂、湘、粤、赣4省，转战7000里，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把损失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1931年8月，邓小平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碰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瑞金在开展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内容的“肃反运动”。他以果敢的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一方面深入实际了解干部群众被杀的真相，另一方面采取措施稳定事态。邓小平下令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干部群众，制止了乱抓滥杀的错误，纠正肃反偏差，然后召开了县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这次大会“大受群众的拥护”，“得到了很大的成功”。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中心迁到瑞金，瑞金从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红都”。

王明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得党的领导职务后，推行一条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左”的教条主义路线，并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表现为反对毛泽东在苏区所施行的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广大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党员和干部不赞成王明的“左”倾政策，并对它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福建是以罗明为代表，在中央苏区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史稿》记载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县委，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极“左”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第一，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仍然坚持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向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第二，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单纯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做法。第三，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重”，反对大量推销公债的做法，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第四，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县委，认真贯彻毛泽东所主张的正确路线，在理论和实际行动上坚决抵制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邓小平因此受到撤职和“批判”，责令作出“申明”和“检查”，但他并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未作丝毫让步，旗帜鲜明地与“左”倾错误进行斗争，最终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在这场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他在自己的“检查”中阐述自己的意见，阐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阐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性。同时，他尖锐地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毛毛评论说：“如果说，在红七军的时候，父亲虽心存异议，但还是被动地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话，那么，这一次，在中央苏区，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旗帜鲜明地对‘左’倾错误身先士卒地进行抵制和斗争。”他虽然遭受到错误的打击和不公正的处分，但仍然对党襟怀坦荡，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在政治原则问题上，他不惧“左”倾领导的淫威，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在实际工作中，他依然实事求是，忠于职守，从不敷衍塞责。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毅顽强的性格和豁达博大的胸怀，体现了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崇高品质。

与“左”倾错误的斗争表明，马克思主义如果仅停留在所谓的“精英”阶层，如果不走出经院使之大众化，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愚弄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从根本上根除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指导实践、改造社会的目的。邓小平感慨地说：“像王稼祥这样马列主义水平高、党性强的同志，希望在党内能多一些就好，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能更快地胜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还谆谆告诫全党要牢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4.　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实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宣传普及。他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负责政治教育。“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回到中央从事秘书长工作，他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政策的有机结合。作为中央代表在广西领导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期间，为提高部队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邓小平在部队和群众中通过办教导队、政治夜校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尤其非常重视培训干部。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培训干部，小平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我们讲课。我记得党的‘六大’决议、‘十大纲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给我们讲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邓小平同志还给我们讲过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内容。”“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简明地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用简明的话语使战士们懂得思想宣传的重要性：“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叫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同时，邓小平还将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增办了党的刊物《左江红旗》，深受欢迎。邓小平在做李明瑞的思想工作时，更能体现出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艺术。“介绍《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给他看，指出革命前途和出路，启发他打起红旗，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给予信任……使他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参加革命队伍，才是唯一的出路。”正是邓小平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引导，使这位“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旧的军事将领，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战士”。1934年6～10月，身处逆境的邓小平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在总政主编《红星》报，从采编、选稿、校对、刻印，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等工作，邓小平都亲力亲为，费尽心血。《红星》报办得不仅特色鲜明，如有指导学习革命理论的《列宁室》，它开展了中央军委马列主义研究室关于《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了《苏联红军之道路》等理论文章，影响很大。而且，该报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发行量达17300份，深受广大红军战士的喜爱，被红军战士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起到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过程中，执行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不愧为党内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杰出代表，不愧为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优秀典范。

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

乌利·弗兰茨在《邓小平传》中指出：“毛是搞理论的，邓是从事实践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邓把毛在原则上的阐述，应用到他的根据地的实际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主要从事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领导工作，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他能够自觉地结合本地的具体实际，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关于政权建设、根据地建设、整风等的指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等，并把这些指示与政策同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具体化为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　宣传党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政策，对毛泽东民主政权建设理论的发挥和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联合当时中国一切主张抗日的民众、人士及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民主政治，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对此，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对这一政权的性质进行了科学阐述并对贯彻执行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的。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为正确宣传和贯彻执行党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上述政策，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不仅坚持了党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而且联系晋冀豫根据地的实际加以具体化和大众化。

第一，关于如何坚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问题。邓小平认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优势来实现的，而这种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而且在于群众的拥护。“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依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因为，开展民主政治斗争不仅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察问题、解决问题，而且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和拥护。同时，我们党还能够得到群众的监督，从而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因此，“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

第二，阐述了正确处理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为了担当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不仅提出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而且提出“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邓小平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共产党员自身缺乏民主的习惯，又受到国民党恶劣传统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以党治国”的错误观念，主要表现就是误解了党的优势和党的领导。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的这些误解，他指出：党的“真正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而脱离群众是麻痹党、腐化党的最大因素。因为，“首先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是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而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能够“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第三，阐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正确领导的原则是指导与监督的政策。邓小平指出，这一政策的具体运用是：党要认真地细心地分析和研究政策，制定正确的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各级组织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经常的议事日程中，既要“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又要教育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使他们在政权工作中“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工作的积极，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即“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受、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同时，党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影响，解释与阐明党的主张”，不断实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

邓小平充分肯定“三三制”这种政权形式是当时敌后抗战最好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他还认为，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关于民主政权建设的思想是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的伟大尝试，是毛泽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思想的具体化。

2.　提出文化宣传工作大众化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对文化工作高度重视，是我们党首先使用大众化概念的主要领导之一。他在1941年5月的《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提出了部队文化工作大众化的任务：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文化工作者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他同时指出，文化工作者在宣传中要提倡科学，宣传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这些思想文化工作“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更要激励民族气节，反对动摇变节，提高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必胜信念”都是同等重要的。文化宣传工作者不仅要“积极会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而且还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邓小平针对部队文化工作者存在的“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生动的艺术性和强烈的政治性以及经常“打哑巴仗”等现象，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除了“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外，最主要就是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致使文化工作者被限制于狭隘的范围中，不能为大众所掌握。为克服这种现象，邓小平要求文化工作者“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为此，他提出“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文化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才能提高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要发挥自己的工作热忱，把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同时，这个过程又反过来“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创作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作品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适合于现实的需要，就要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提高自己，向大众普及文化，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此外，邓小平还提出，要运用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表演、个别谈话等方法，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邓小平对文化大众化的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而且也探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3.　探索群众运动的规律

以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同时，开始探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建设规律，这具体体现在根据地建设上。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根据地建设的三个基本条件，即武装部队、战胜敌人、发动民众。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也提出了探索根据地建设规律的问题。邓小平十分重视根据地建设中广大基本群众的发动问题。他指出：“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在此基础上，他具体地阐述了根据地建设中的群众运动规律。

第一，善于发动群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主体是人民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首先应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第二，健全群众组织。由于长期处在自然经济环境下，群众组织在当时大都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因此，代表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发动群众，而且在发动群众之后，要注意立即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

第三，注重教育群众。邓小平认为，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第四，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邓小平根据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强调：“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但在具体运用上还要结合党在根据地的具体政策，“要看到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既不能要求过急，也不能采取拖的办法，更“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邓小平还具体提出了发动群众的标准：“第一，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对敌斗争，不仅先进部分，而且落后部分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在对敌斗争中，基本群众参加了人民武装（公开或隐蔽的），并掌握了这些武装；第三，在村政权中，基本群众自觉地参加，真正实现了‘三三制’；第四，在对敌斗争中适当争得基本群众自身的利益，并巩固了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五，有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或在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取得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六，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同时，他阐述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特别是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这实质上就是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在丰富党的群众观点的同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4.　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邓小平结合延安整风运动，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他在北方局党校、八路军总部机关所作的整风报告等报告中指出，整风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在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从历史看，我党自成立以来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也经历了挫折和失败，分析其原因，“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因此，“凡是研究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从党的现状来看，“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这是不是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有了中央的正确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现在不是自己有无毛病的问题，而是毛病多少、严重程度如何的问题。”不仅普通党员，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整风经验证明，一个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因此，在整风中，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在此基础上，他把整党问题上升到关系党的事业的高度。“党是由许多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把思想作风整好了，就可以使他担负的工作得到改进，因而党的力量也就增强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把歪风去掉，那我们党不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整风的目的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

邓小平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强调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每个党员都要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不仅为党的七大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掌握群众作出了贡献。

5.　对党政策策略思想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历来认为，党的政策和策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他在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日趋成熟，他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并在解放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论断。邓小平对毛泽东这一时期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思想有深刻的体会，并在实践中能够加以坚决贯彻和发展。他在总结领导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时，具体阐述了党的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土地改革不仅是喊几个拥护的口号，它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因此，“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我们发动人民的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但这都是有利于人民的事情，通过这些具体的工作，人民群众的许多困难被克服了，我们同人民打成了一片，人民群众真心拥护我们，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密切结合。

邓小平结合《新区土改要点》，将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提出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他指出：“这十六个字，通俗易懂。什么叫多数？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是基本力量，这才叫多数。我们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什么叫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在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里面运用的，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一部分，中立一部分。”“打击地主，中立中农，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总的打击面不得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这是为了扫除群众运动的障碍。如果大、中、小地主不分，甚至打到富农和中农头上，就像作战一样，是自己给自己筑起障碍。”邓小平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的要求和已经发展了的客观实际，在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强调：“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在策略步骤上切不可操之过急。“首先要求不要搞滥。”“我们到大别山时，人民对我们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不搞滥’的本身，就是团结大多数的大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在军事时期，我们的策略步骤，对群众主要是政治解放，解除其切身痛苦，对敌人是政治打击，必要的没收也只能是政治的没收，斗争的对象集中于最反动的部分。此时期应特别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然后根据地区的巩固程度，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状况，逐步地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因此在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或联合其较好的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最反动的部分。”“对地方土蒋、土匪，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采取以政治瓦解为主，配合以积极的军事打击的办法，达到完全消灭的目的。应当动员各种力量，劝说官兵回家，政府对于回家的一律宽大处理，不杀不辱，只进行一定的登记手续。对于火线上的俘虏，应采取对国民党正规军一样的俘虏政策，绝对禁止杀戮，并应利用他们去进行瓦解和争取的工作。对于必须处决的首恶分子，应当经过法庭判决予以枪毙，不得采用乱棍打死等非法的丧失社会同情的处死办法。”“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如果说这是迁就地主，不搞土改，那就错了。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搞土改的，我们这样做只能使土改进行得更快，否则就叫欲速则不达。”而现实情况是“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又“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或“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例如，邓小平说：“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我们往往犯严重的“左”的错误。邓小平说：“因此，应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他结合实际强调军队是在新区进行地方工作的重要力量。“如果军队不执行党的政策，就等于党的政策在党的主要部分没有保障。”所以，军队的党和干部，应该加强政策学习，以保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政策的模范。邓小平号召：“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邓小平在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过程中，自觉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注意引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从全局出发的观念。他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中，以其宏大的战略眼光对晋冀鲁豫地区的抗日战争作了透彻的分析，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敌后抗日斗争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引导大家在看问题时要有看到全国、看到未来的全局观念。“我们同志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在言论行动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他强调：“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个观念应在干部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全局观念和领导干部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邓小平不仅积极倡导“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运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且亲自贯彻执行。他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他强调，在制订方针和计划时，要反对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要反对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轻率地作出决定，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这具体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同意这一指示，并转发各局和前委参照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政权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经济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从而为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及迅速传播，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拥护党的领导的信心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

1949年11月后，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承担起解放大西南、开创大西南局面的重任。随着西南的逐步解放，如何治理这个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关系复杂，长期军阀割据，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素有“未乱先乱，已治后治”之称的西南地区，是摆在邓小平等西南党政军领导面前的一个大难题。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依据中央的指示，针对新中国刚刚成立，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再教育，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迫切需要，邓小平在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城市管理与建设依靠对象以及党的统一战线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引导大家向前看，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1.　新闻工作是推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与新闻宣传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职业革命家，他从事革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主编《赤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因此，他深知新闻宣传工作在推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方面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新闻工作。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及自己长期领导新闻工作、自己亲身实践新闻工作的经验，对新闻工作进行了系统阐述：首先，党要实现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方法有许多种，其中，“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开会作为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这种方法也只能是“个别”；“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与开会和个别谈话相比，“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子来实现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尽管拿笔杆子也有多种方法，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发电报，也是很重要的拿笔杆子，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存在一定弊端，因为“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所以，“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报纸办好了，是对领导的最大的帮助。其次，他提出了办好报纸的三个条件：“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实际是搞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邓小平对新闻工作如何结合实际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地方报纸必须抓住地方的特点，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突出地方特色。要结合本地当前的任务和党的大政方针，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联系群众就是大力刊登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包括善于用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英雄模范事迹、先进经验来教育群众自己，引导群众前进。“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的方面引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进行好坏对比。这样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正是由于“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要组织学习、讨论，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使党内党外都知道。报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渠道、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2.　实践党的民族政策，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大众化

邓小平依据《共同纲领》确定的民族政策，结合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大众化。

第一，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政策，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产物。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理论强调：“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凡是涉及少数民族的重要事情“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

第二，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首先，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更不能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其次，要注意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工作态度就是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少数民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要通过我们长期而实在的工作，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最终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结合西南民族工作的实践，创造性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对我国的民族工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大众化。

3.　实践依靠工人阶级做好城市工作的方针，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邓小平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内容（“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为指导，结合城市工作的实际，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进一步明确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具体意见。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要反对党员和干部中那些轻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那些认为“工人对革命没有贡献”、“工人生活太好”、“工人落后”、“工人不好管”等错误的观点。

第二，必须建立党领导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即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他强调：“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

第三，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在新社会，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作为党的干部要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个方面，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工人的事情无“小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要反对有些同志那种利用工人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主要表现为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不依靠；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邓小平特别提醒党员干部要注意工人的情绪和他们的抱怨声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如“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这是极其危险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纠正。

第四，在城市工作中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要把依靠工人阶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我们的青年团、妇联、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等都必须把工人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邓小平阐述的城市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既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也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大众化。

4.　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大众化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坚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邓小平结合实际工作中及思想认识上存在的轻视统一战线的现象，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

第一，要高度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正是由于其重要性，所以，统一战线工作在革命胜利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提出、明确指示要加强的”。而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因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第二，要克服工作中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列举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不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现象。其一就是不少同志做统战工作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只是在困难的时候来做工作，而工作一结束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真正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其二是有的部队的同志往往忽略统一战线的作用，而把胜利看作经过流血奋斗用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对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得很精心。我们党不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总是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并且是“聚精会神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去做工作”。正是由于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功，有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力保障，才使我们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因此，准确地或全面地说，“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其三是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做事情只要抓住工农就行了”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总体上说是不完全对的，或者说不全面。“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是，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缺乏全局观念，看问题过于简单，不是从社会整体上看问题，更没有意识到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因此，往往忽视了工农之外的其他群众，因而也就忽略了统一战线工作。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究其根源，是单纯依靠工农，不注意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门主义思想。“这种单纯依靠工农，不注意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思想，是关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其四是有的同志认为统一战线工作是暂时的工作，没有出路。针对这种思想认识，邓小平指出这违背了党提出的要在统战工作方面培养专家的主张，同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实际上，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即使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仍然要做统战工作。其五是有人对统一战线作用的认识不全面。“有的同志觉得统一战线的作用只是分化敌人。这也是不对的。”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认为，第一，这只是看到了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而没有看到它的战略性。统一战线工作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第二，这只是了解统战工作分化敌人的一面，而没有了解它的另一面。统战工作的主要方面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所以“没有远大的眼光”。在分析了以上种种情况后，邓小平指出：“中央提出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重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既实际上奠定了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的思想，又在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大众化。

从解放大西南到建设大西南的过程中，邓小平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大众化，在此基础上，在实践中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城市、发扬党的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等，在建设大西南中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

四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丰富毛泽东思想

1952年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1954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龚育之认为：“从一九五四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开始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间，邓小平以更广阔的视野在更高层面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突出体现在围绕着执政党的建设，党的群众路线，关于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关于调整生产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1.　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

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党的状况，对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作了进一步系统论述。

一是强调群众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地位。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在我们党的工作中，不同时期可能工作的任务和重点不同，但不论什么任务和工作都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仅如此，群众路线也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被载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不断地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以真正达到更加重视实践群众路线的意义。

二是进一步阐发了群众路线的内容。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内容。他指出：“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邓小平在《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的讲话中进一步将其具体化：“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是群众路线。”

三是重申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产阶级政党应自觉地树立“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的观念。为此，就必须从认识方法上真正地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

四是提出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必须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这就是：“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第四，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五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形式。在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观念的基础上，贯彻群众路线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具体采取哪种形式，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方式与群众自愿的形式。一般来说群众自愿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即使是最好的形式，也要做到实事求是，做到家喻户晓。“所谓家喻户晓，就是一种又是热闹的事情，又是极端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

邓小平在阐述党的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处处凝结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智慧。例如，他结合党的七大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论述如何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和行动。党在土地改革时期，派出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醒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这样不仅使农民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使他们自觉自愿参与和相互教育、相互劝导、相互帮助，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尽管当时没有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其精神实质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2.　初步阐述了执政党的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使全党上下深刻认识到其重要性，围绕着对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问题，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等报告和讲话中进行了初步论述。

（1）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一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以上下级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例说明党在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加以克服。他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左”的倾向，自1935年1月以后，这一问题“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自1935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门，上下级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则。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但同时，党内也存在着分散主义的偏向，党中央为克服这种偏向，先后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以及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指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为此，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增加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等规定。

（2）重申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邓小平指出，实行集体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在我们党内，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在此基础上，中央在1949年9月作出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强党的领导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在实践中还有许多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领导，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着重论述了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第一，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第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存在于群众之中，代表党的利益。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是人民群众中优秀的一员，他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和领导人民而不脱离人民群众。工人阶级的领袖又是中国共产党最具有威信、具有影响力的一员，他在党的组织中生活而不脱离党的组织。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第三，反对个人崇拜。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就以党中央的名义作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3）探索加强党内民主建设。邓小平指出：为把党的民主生活提到更高的水平，党章“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代表大会常任制的优越性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的目的“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作得更正确有效”。

（4）强调共产党要接受党外监督。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讲话中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而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这是最直接的。作为执政党，党要实现对自身的监督，必须逐步制定并完善自己的监督章程和监督体系，使自己的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是群众的监督。这就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在工厂要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监督制。在农村、学校也要扩大民主生活。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监督。各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丰富了毛泽东的党建理论，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3.　阐发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原则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积极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邓小平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客人提出的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说，这条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党的七大提出，在八大又加以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他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例进一步具体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宁所想过的，但是列宁没有能实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他还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方式或方法，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邓小平在运用这一原则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主要任务时，明确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957年4月，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现在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七年来工业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但一直到1957年我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他还告诫大家：“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为此，他提出搞建设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尤其是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搞建设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搞建设的指导思想，一要面对国家的现实，二要面对群众的需要。“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这实际上就是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4.　提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在坚决抵制的同时，就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5日，他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马列主义很少讲了，割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对毛泽东思想要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应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对毛泽东著作一是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从而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庸俗化的根本区别。

5.　联系实际阐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展开，已成为一个必须实际地面对的问题。由于我们党自身经验的不足，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过分注重理论而忽视了现实状况，尤其是我国农业的生产关系严重脱离了我国农业的现实水平，结果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结合农业生产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农业生产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究竟采取哪种形式，“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群众创造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要使他们合法化。根本目的就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这里就是恢复农业生产。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探索。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形成和完善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又坚决抵制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教条化。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又不畏强权。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此两度被“打倒”，使他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几度中断，但从中也使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也坚定了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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