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多种途径。邓小平提出的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种社会思潮，为我们继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种社会思潮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大书特书这一伟大胜利，这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书斋走向生活，由党员走向群众。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难。

首先，社会主义不论是在世界范围内与资本主义相比，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与封建主义相比，它都还是年轻的社会制度。虽然它不论是同资本主义相比，还是同封建主义相比，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其优越性的发挥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会出现全局性的失误（包括暂时的失败），而使自身的发展呈现出曲折性。这也必然给正在实践社会主义的人们在思想上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

其次，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使得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不仅仅存在着在经济领域里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而教育、科技领域的落后又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最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相互竞争的格局。一方面，资本主义凭借其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优势，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受压抑的不利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使得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形成交流与渗透、竞争与合作、摩擦与融合等复杂局面。反映到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人们的思想活动和价值取向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它在给我们提供较多思想文化资源、优化我们的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思想文化引导的难度。更由于思想文化自身的特点，就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邓小平总结历史上党内曾出现在处理不同意见时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而提出的，同时也是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对思想领域软弱涣散、自由放任的消极态度而言的。在邓小平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必须从理论上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才能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分清理论是非，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只进行正面的理论宣传，不对各种错误思想展开批判，就会削弱理论宣传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各种思潮涌现具有不可避免性。如何在思想多样化面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结合当前的实际完整准确地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并与之进行斗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权利。“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要研究清楚，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邓小平不仅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身体力行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典范。

1.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在我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一股打着所谓改革的旗号，企图走全盘“西化”道路，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地看到了这股思潮的出现及危害。他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为此，他明确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由于作为历史经验结晶的四项基本原则分别规定了我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邓小平强调：“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总纲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序言。党的十三大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新时期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确立下来。邓小平一再告诫，要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他说：“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他特别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基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找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再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反思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因此，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　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由于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的影响，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干扰，以及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这就迫切需要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为此所作出的贡献。但同时，他又指出，一些人则相反，他们用“不健康的思想、不健康的作品、不健康的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其主要表现是，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有一些人热衷于离开具体实际来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以及抽象的民主，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也有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甚至胡编乱造的、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还有一些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对四项基本原则仍持怀疑态度，宣传“一切向钱看”，大肆鼓吹西方所谓的现代思潮，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理论界思想混乱的程度。邓小平分析了“精神污染”的实质和危害。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它把青年引入歧途，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克服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必须克服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和自由迁就态度，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同时注意防止“左”的错误的发生，我们就一定能克服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

3.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邓小平认为，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应实行对外开放，把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为此，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之一。但是，我们的对外开放是有条件的，是服务和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式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我们不能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一窝蜂似的盲目推崇。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有风险的。邓小平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对此，我们也是有准备的，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在坚持对外开放这一手时，“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同时，“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并随着开放将会不断壮大，加上“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敌对势力也必然会借此加紧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国内也出现了少数人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呼应，借对外开放鼓吹全盘“西化”的谬论。对此，邓小平提出了反和平演变。他指出，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观点的反动，“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要对青年进行引导。“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4.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针锋相对地批判错误思想和倾向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针锋相对地批判错误思想和倾向，是邓小平坚持用科学态度对待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始终坚持社会上出现什么错误倾向就反什么错误倾向，没有固定地反对一种错误倾向。围绕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不断增强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反映一定的民族、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利益，并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和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思想倾向。社会思潮一经形成就具有左右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或推进、或干扰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一般来讲，凡是顺应和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社会思潮就是正确的、先进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落后的、反动的。不论何种社会思潮，其产生和存在都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原因，错误思潮也不例外。对此，邓小平指出：“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错误思潮产生后，如不及时对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它就会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群众中传播。而一旦这种错误思潮得到广泛传播并转化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动机，就会对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危害，尤其是在主流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尚未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的时候，错误思潮的出现必然会对人们正确思想的形成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直至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借鉴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及教训认为，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多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不可避免。因此，要保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常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引导多种社会思潮，并针锋相对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全党反对错误思潮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针对当时出现的错误思想和倾向，主要是我党历史上曾出现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灾难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倾向。但在批判极“左”的同时，社会上极少数人借口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两个凡是”，从而散布怀疑或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从右的方面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方针政策。针对这股右的思潮，邓小平认为，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进行了批判，今后还要继续进行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应着重对从右面来的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国际国内的动荡局势，社会上又有一些人，散布什么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多一点外资，就多一点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邓小平针对这种“左”的苗头，明确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在意识形态领域，邓小平还提出：“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在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

邓小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针锋相对地批判错误思想和倾向的思想，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尊重客观规律，不犯或少犯错误，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邓小平通过积极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我们继承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启示：一是要正确处理好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思想文化的多样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是抵制和战胜错误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并用马克思主义引导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以对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回答，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掌握群众”。三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主要是密切联系各种社会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分清理论是非，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中自觉地选择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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