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捍卫毛泽东思想：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作用之一，就是他们在“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在无产阶级解决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从而使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我国，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突出地发挥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这种伟大作用。在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转折时期，党内外在要不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出现了借口毛泽东晚年有错误而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错误倾向，进而形成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而在如何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邓小平迅速抓住所发生事情的实质，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纯洁性。他既反对了“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观点，又克服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错误倾向，正确地解决了这个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一　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

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意义的认识，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九次对《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重要论断和修改意见作出指示和谈话，并在其他场合不断强调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为进一步推进毛泽东思想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1.　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应坚持的原则

邓小平在《决议》起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决议》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三条，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认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是说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不能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结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不应该着重个人的责任，而应该着重分析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错误的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为我们党确立的研究历史经验的科学态度。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连领袖犯的错误也不避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胆识有自信的表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敌制胜的法宝。邓小平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他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看到大局。邓小平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目的“是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恰如其分首先是实事求是，就是说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承认并要纠正，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但是在评价错误时一定要做到四点：

第一，不能过头。邓小平告诫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如果写过头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会造成比错误本身更严重的危害。“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第二，不能过分。邓小平特别强调，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如果伤害到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地位，那就会根本违背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根本违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感情、理性和良知，就会因此动摇人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科学信念。

第三，不能出格。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丢掉毛泽东或否定毛泽东就不仅意味着否定了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而且还会伤害很大一批工人、农民和干部的思想感情。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第四，要看到大局。“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如何做到恰如其分的评价，邓小平认为，第一，要概括，“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要讲清楚“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因为“这符合历史”。“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第二，要全面。尽管要概括一些，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因此，要把毛泽东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评价。在这方面，邓小平赞成陈云提出的“60年一起写”的建议。他认为“60年一起写”，虽然超过了“建国以来”的标题限制，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全面”。他再三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第三，要向前看。客观评价毛泽东并不是要根本否定毛泽东，根本上否定一个历史人物，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评价毛泽东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向前看，抓住某一个人的错误或某件事不放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评价是为了总结历史，为了统一全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更好地向前看。

2.　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借鉴别国对待领袖人物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不能把领袖所犯的错误单纯地归罪于某个历史人物就算完了，这是一种非历史的情绪宣泄。而一旦采取这种宣泄态度就会没完没了，其结果就是不断地追究责任，不断地否定历史，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全盘否定自己。正是由于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采取了非常慎重和科学的态度，并在全党4000多人的范围里进行讨论、征求意见，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最后取得了全党一致的看法。

（1）客观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的功绩与过失、正确与错误，都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必须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事实上，我们党对于毛泽东的过失、错误并没有加以掩盖或粉饰，问题在于应当实事求是地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借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名义，丑化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崇高形象，并由此玷污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摆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他晚年的错误这两者的位置非常重要。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2）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性质。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只有一点实际工作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邓小平认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于毛泽东也一样。“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毛泽东虽然犯了错误，但其主观愿望是好的。至于错误的责任，邓小平一直强调，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一个人，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邓小平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的科学态度，完全遵循了马列主义原则，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无论是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还是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都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3）辩证地、历史地对待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邓小平主张细致地研究和具体分析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的理论和实践，真正弄清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他说：“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他指出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又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他指出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但同时肯定毛泽东在1959上半年，1961年纠正“左”的错误（如毛泽东对工业七十条、农业二十条、人民公社六十条，很满意，很赞赏），肯定在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都是好的。邓小平一方面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另一方面也指出，其间毛泽东也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权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同时也指出，毛泽东有错误，但这些错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林彪、“四人帮”等人为了夺权需要，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把许多东西推向极端，或者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干坏事，“文化大革命”才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他认为，即便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也要作辩证分析。“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背离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纠正这个错误，正是要靠毛泽东思想，正是要把握这个契机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4）具体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发展。邓小平指出：“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二是制度性因素是关键。邓小平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此，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三是历史环境的复杂性。针对有人把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因为“制度是决定的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复杂的情况和问题。犯一些错误，总的来说还是经验不够。因此，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要分析复杂的历史背景。如果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罪于他的品质，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对总结经验教训不利。从制度着眼，这就从根本上找出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

（5）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目的在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作出的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原因，作出了历史的结论。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目的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明确，认识一致。同时，对建党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评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邓小平通过科学评价毛泽东，使中国避免了党分裂、国解体的厄运，从而使全党全国人民有了统一认识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把当前的事情切实办好。总结历史，主要不是为了评判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邓小平后来多次谈起“文化大革命”那件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列宁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在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确解决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使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伟大领袖有了正确认识，思想获得空前解放。

其一，科学地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人民群众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实际上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因此，不能因为感情上和习惯上的原因而不愿意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会最终伤害毛泽东并损害毛泽东思想。

其二，有力地抵制了一些人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扩大为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罪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当然也有力地回答了国外所谓的“非毛化”的质疑，澄清了由此给人民群众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迷茫。

其三，剥离了强加在领袖身上种种神秘色彩，使领袖及其思想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成为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思想动力。

二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捍卫毛泽东思想是通过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科学地阐述毛泽东思想。通过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体现中国共产党对领袖人物评价的机制，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述回答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邓小平主张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更积极地不断推进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但他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列宁曾经指出：“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都是一些不动脑筋，也不会动脑筋的人，他不是启发读者了解严谨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畸形的简单化的充满庸俗玩笑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枣就行了。”所以，早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邓小平就提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邓小平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林彪在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马列著作对立起来，又把学习毛主席的几篇著作、几段语录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整个理论的科学体系割裂开来。毛泽东思想被割裂成零零碎裂的“语录”，把毛泽东在一定条件下针对特定情况的讲话说成“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并且要求人们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形而上学地套用毛泽东的“语录”。结果使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歪曲，一些明显错误的言论也被说成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混乱。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清理整顿这一混乱局面。针对林彪的错误观点，他尖锐地指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着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与各个领域的实践，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着，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但由于当时“四人帮”的阻挠，使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未能得到及时肃清。

粉碎“四人帮”后，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在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前，他就经过反复考虑在给中央的信中还是强调要用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各项工作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讲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时，又提起当年的争论。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在1977年7月举行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专门讲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此后，他又反复地强调必须以这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并经过证明了的。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中正确的部分，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因此，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分清重大历史是非的基础上，即在分清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成果”和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来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目的是“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2.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首先突出表现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话说：“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首先，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观点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来学习和坚持。邓小平认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党和我们民族的一笔极珍贵的精神财富，但它不包括毛泽东同志言论和著作中错误的东西，尤其不包括他晚年的错误。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话和一些观点有错误，这是客观事实。“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不论什么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对与不对，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对领袖人物的话是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再次，反对教条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要纠正，不应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更不能坚持。但对毛泽东思想只能是继承和发展，不存在纠正的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存在教条式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另一种是在改革开放中，来自右的干扰也十分严重，出现了一股假借改革开放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极少数人或者“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教条地对待毛泽东思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

最后，必须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到立国之本的高度长期坚持。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用极大的努力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之后，四项基本原则就作为立国之本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深入人们的观念和日常生活。

3.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第一，“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无论就总体来说还是就某一领域来说，其中各个观点、原理之间都有内在联系，不能抓住一两句话断章取义，任意加以割裂和歪曲。

第二，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割裂以至于相对立，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源与流的关系，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思想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把握。针对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邓小平和罗荣桓曾经进行过斗争，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邓小平提出了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

第三，学习毛泽东思想是要学习其精神实质，不能照搬照抄，应当把它放到一定的条件下去加以理解。邓小平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在这里，邓小平坚持了真理的具体性原则，强调对于任何真理都应当把它放到一定的条件下去加以理解，如果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真理就必定转化为谬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第四，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毛泽东思想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邓小平多次恰如其分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许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

邓小平坚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的观点，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这既是对林彪、“四人帮”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的肃清，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冲破了教条主义和“左”的精神枷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解。这无疑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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