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动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人民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不能再走阶级斗争的老路。邓小平及时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准确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明确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实践证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而全盘“西化”就是老邪路。因此，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另一方面“老路”、“回头路”和“邪路”也不能走。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十分重视实践的意义，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而这种摸索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对旧体制的全面改革，不断创造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式、新方法、新路子；通过开放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将社会主义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使社会主义日趋完善。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它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不发达到发达、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

一　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的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怎样才能走出这样一条道路？只能通过改革。改革是新事物，是一场大试验，本身没有现成书本可以求教。邓小平指出：“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因此，要提倡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然后发展到城市改革，再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政治、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形成了一个循序渐进、依次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一天，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下定决心，立下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很快凤阳、肥西等县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温饱的农民以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喜不自禁的心情：“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邓小平不仅对包产到户这种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经营方式给予肯定，而且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它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实践有力地推动着人们认识的深入。1982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包干到户这种形式，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从理论上澄清了是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作为一种试验，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影响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的大事件，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对人民群众首创的东西加以总结，加以推广，推动了包括城市改革在内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多次肯定，中国的改革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推动的。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指出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上升为理论，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竭动力。

2.　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济特区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经济现象，是生产力日益国际化的产物。自1547年，意大利在来亨港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商业性的经济特区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自己的著名城市相继设立了名目繁多的经济特区，尤其是在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的浪潮冲击下，更是不断升级。我国创办经济特区始于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明确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条件，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也指出：“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之后，广东省委又专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从此，一个崭新的名字在中国叫响——“经济特区”，成为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新事物。深圳也成为经济特区的代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也从深圳传向全国，深圳人树立了许多令内地人大开眼界的崭新观念。

从“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中可以想象出，当时创办经济特区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同时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并顶着巨大的压力的，当然更主要的是包含着敢闯敢试的内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特区政府享有较大的经济决策权和自主性。经济特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早在1979年就开始在不少城市搞试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好。通过创办经济特区，把许多改革措施首先拿到特区试验，因为是特区，可以放开手脚地干，又是在小块区域，即使失败了也不要紧，收回来就是了。同时，在特区搞改革试验，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的阻力也小些，给人们看一看的时间和思考的时间。1984年初，邓小平对深圳等经济特区进行实地考察，所见所闻，使他看到了经济特区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所到之处，他都对经济特区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和肯定：“看来路子走对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经济特区的成功等于在长期僵化的经济体制上杀出一条血路，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正是邓小平的这次经济特区之行，坚定了我们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3.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是一项探索性、开创性极强的活动，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对此，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改革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古已有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一项创造性的全新的事业。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照抄照搬他国模式不能成功，马列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结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成功的典范，我们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和开拓。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改革是一件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这个路子必须走，而探索本身包含着成功和失败等多种可能，必然会冒一定的风险，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4.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对原有制度、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根本性变革必然要求以制度创新作为最高形式，改革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和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革命和改革在解放生产力上并非同一层次，革命是通过摧毁旧的社会基本制度而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造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具体体制而解放生产力。但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来说，改革同革命一样，其意义是同样巨大的。就我国改革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可以说是又一场新的革命。所以邓小平又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正是由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大大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初步展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广泛调动，使我们能够经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所以，邓小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

二　社会主义是全面开放的社会

如何处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加以实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

1.　封闭僵化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他从中国的历史讲到中国的现在，系统地分析了封闭僵化对我们国家的危害。他指出，近代西方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世界历史的前头，而正是这个时候，即明成祖死后和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由开放转向封闭，明朝逐渐衰弱。清朝康乾时代也不能说是开放的。这样，从明朝中叶算起，我们国家有300年的闭关自守。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鸦片战争以前。“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对外政策上明确宣布，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是，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封锁我们，力图把我们孤立于世界的发展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局部的，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开放。中苏关系破裂后，这个开放的大门也关了起来。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2.　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成果，是近现代一切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纵观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与他国完全隔绝的环境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赶上或超过当时其他各国已经取得的先进水平的。尤其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这种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明显的表现是，经济资源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邓小平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论断。他说：“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相对于以往的时代，世界几千年来的封闭格局被彻底打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空前剧增，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信息和能量的相互渗透日趋加强，为落后国家以较快速度赶上或超过先进国家提供了可能。

社会主义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马克思曾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提出只有“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党也开始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总体上没有解决好。在中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左”的思想的滋长和泛滥，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恶意的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一切正常的对外经济交往都说成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使得中国同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利用、借鉴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理论，并系统地总结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也根据中国的国情完整地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吸收、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首先，“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多次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开放。对外开放不但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与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加快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而且能够在社会的制度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形成有利于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良性机制。从中国的经验教训看，封闭必然导致落后。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其次，作为资本主义继承者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应当是最开放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不仅靠自身优势，而且靠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与管理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有一个吸收和借鉴的问题，前者对后者是扬弃而不是简单抛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3.　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的政策

在如何实施对外开放上，邓小平根据世界交往的一般规律、我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的对外开放显现出自己的特点。

首先，以兴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的多层次对外开放。根据邓小平的倡议，党中央、国务院在1979年7月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又决定将这四个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发挥着窗口的作用，即它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邓小平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作为“窗口”，它积极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同时向世界展示我们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政策。特区还要“成为开放的基地”。作为“基地”，它积极创建外向型经济体系，发展全面的对外经济交往，带动我国其他地区的对外开放，推动全国更好地走向世界。在兴办经济特区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全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子，1984年5月4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建议，决定在这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随后又设立沿江经济开放区，开放内陆中心城市、铁路公路交通沿线和沿边地带。这样，就以兴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直到沿江、沿边、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其次，以经济开放为重点的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的对外开放。其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对外贸易，这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努力打开世界市场，“开辟贸易途径”。二是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要“利用外国智力”，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三是积极推进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所以我们的开放是以经济为重点的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最后，面向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这就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步步地走向开放。

4.　坚持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

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对外开放的同时，十分重视把握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他反复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改革开放不行；但在改革开放中不坚持正确的方向也不行。他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必须坚持的正确原则。

第一，坚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对外开放，我们是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对外开放是增强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同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只能主要靠本国人民自己的艰苦奋斗，无论资金、技术、人才、市场，都只能主要依靠自己来解决，对外开放只能帮助我们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能代替自己的艰苦奋斗。而且，我们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我们才能真正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效打破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涉、垄断、限制和制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证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使生产关系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邓小平领导我们党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探索解决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地实现了制度创新与共同富裕的统一。

三　改革开放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邓小平善于从历史经验和鲜活的现实实践中提炼概括出理论性认识，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党的方针政策，再经过实践加以检验，进行丰富与完善，逐步将其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就是如此。最初，他把改革开放看作一场试验，当然也是尊重实践，相信人民群众有信心的表现。在试验成功之后，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就是选择好的政策，是强国之路并且要长期坚持。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把改革开放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阐述改革开放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

1.　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确立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尚未全面充分地体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那些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阻碍因素尚未完全彻底地加以清除。既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仍然有许多不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地方，那就必须通过改革来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改革就是摒弃“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的传统观念，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从而把改革提高到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上的新认识，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问题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逐步得到解决，在实践上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2.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由于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时缺乏经验，基本上沿袭了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外，又照搬了苏联模式。加之思想理论准备不充分，只能从马克思书本上找依据，又限制了我们对自己的国情的认识。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搞了许多超阶段的“左”的东西，后来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就使得原有的体制存在许多突出的弊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当既定的体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时，就必须大胆地对原有体制、模式进行改革。他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3.　改革开放也是解放思想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另一方面又是以世界现代化进展为参照的。对外开放，才能打开我们的眼界，极大地开阔人们的视野，解放人们的思想，更新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观念。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使我们的事业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实现新的进步，甚至是跨越式的进步。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加以强调。20世纪80年代初，他指出：“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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