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方法特色：按辩证法办事

邓小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根本方法上看，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循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但在具体运用上又突出了自己的特色，如按辩证法办事；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从政治上谈经济，从经济上谈政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一　否定即肯定：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不断地把自己推向实践，接受实践和时代的检验，并在这个的过程中丰富、发展和完善。但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即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许多误区，其中有些东西是对经典作家思想的教条化理解，有些东西是对经典作家思想的误解甚至曲解，有些东西是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些东西是脱离中国实际的主观主义空想，等等。这种种不科学的理解作为一种习惯势力，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以致在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是重大失误。因此，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搞清楚。但是邓小平也十分清楚这个概念不论从思想、理论的角度，还是从运动、制度及社会形态的角度，从目前的情况看，都是不可能回答完善的，因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是一个过程，有其产生、发展和向其高级阶段转化的过程，只要这一个过程没有结束，对它的概括总是不全面和不完善的。正如列宁指出：“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然而又不能不回答，不回答就不能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在否定了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之后，不回答就会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更大混乱。同时，如果回答不好，就会设置新的“禁区”。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既体现出邓小平高超的把握和驾驭马克思主义本质和精髓的能力，也反映出他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艺术。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内运用辩证法的行家，他运用辩证法上的否定即肯定的方法，巧妙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难题。这就是他运用“什么不是”的回答方式，而让人们从正面理解“什么是”，并把“什么不是”与“什么是”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既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和回答，又运用广大人民群众熟知的语言、习惯了的思维方式，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围绕着“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引导人们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由于其典型性、集中性特征比较明显，笔者尽可能一一列举，以便更好地体现邓小平对该问题回答的精神实质。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邓小平回答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围绕着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由于它把“左”的路线推向极端，又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样，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要求：“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985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革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这实际上是说，改革开放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集中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总的回答。

邓小平通过一系列对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概括，一方面使人们逐渐清晰明确了什么社会主义，即除了不是社会主义的，剩下的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即使不是社会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允许其存在和发展的。另一方面，又没有给人们的思想以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说，后来的人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展开、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都可以依据正在变化或已经变化了的条件，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和再回答，为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这样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一个长期困扰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二　“猫论”：抓事物本质

对中国广大老百姓和很多外国人士来说，最初认识邓小平，钦佩邓小平，对邓小平产生亲切感，基本上都是从“猫论”开始的。

“猫论”是刘伯承、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指挥作战中用在四川广泛流行的“不管黑猫、黄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方言，对“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的通俗解释，人们现在习惯地把这句话称为“猫论”。当时刘伯承、邓小平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针对在战争中存在的教条主义而言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持教条主义观点的人，主张只有怎样指挥作战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即便是打输了，也仍然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如果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去指挥作战，即便是胜利了，也不行，也要受处分。在这种条件下，“猫论”虽然只是一句俗话，但它涉及了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实事求是还是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全国解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再次使用了这句俗话，来阐述怎样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问题。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言论有：“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进而把这一思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借用老百姓的通俗语言“不管黑猫、黄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来引导群众想问题办事情都要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从本质上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要求人们把注意力和精力要集中到解决实质性问题上去，在农村就是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在企业就是要把经济效益搞上去，在军队就是要把战斗力搞上去，在学校就是要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在文学艺术领域就是要多出精品并注重社会效益……总之，就是要把注意力和主要精力放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上。

后来，尽管邓小平一般不再使用“猫论”，但抓事物的本质成为他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当资产阶级自由化苗头一出现，他就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对待改革上是主张全盘西化。对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他指出：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占有一席之地。”当1989年出现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当东欧和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动乱迹象时，他指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对于国际形势，他提出：“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总地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对于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他指出：“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邓小平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广大人民群众津津乐道的名言，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通过这一特征，邓小平告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基础的。

三　统筹兼顾：全局观念

1.　邓小平一生重视大局、全局

从其参加革命起，在70多年的奋斗中，不论是从事某一方面工作还是从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都始终体现着邓小平顾大局、识大体的全局观念。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日子里，为了大局，邓小平坚守在抗战的最前线。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当时的体会就是吃苦”。最典型的是在解放战争中，为了全局，即为了减轻国民党军队对党中央所在地——陕北战场——的压力，他与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冒着被敌人消灭的极大风险，千里跃进大别山，从内线作战转到无后方的外线作战，把几倍于自己的敌人吸收过来，从而大大减轻了敌人对陕北的压力，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后来他又总结说，跃进大别山，“虽在全国范围内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全局观念：“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过去财政部的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的原因。”“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大胆抓整顿，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粉碎“四人帮”后，刚刚又再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仍然强调“要提倡顾全大局”。他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后，他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路线，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从大局出发的。他多次强调大局观念：大局就是“根本发展战略”，就是我们党确定的到20世纪末、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就是我们党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确定的战略布局。邓小平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退休后，他在整理出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时还是强调大局：“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好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

2.　邓小平把大局观念转换为工作方法

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文化大革命”后，在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他站在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没有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审视历史的传统观念。他曾指出：“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一直认为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制度的完善，是保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长期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3.　邓小平把大局观念转换为统筹兼顾的发展战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后富”的大政策；对于如何保证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以此为依据，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样，先富起来的地区就不仅能够对后富地区起到带动和辐射作用，而且可以积蓄较大实力支持和帮助内地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这是加快发展而又避免两极分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当然，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四　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使用了很多老百姓的语言来强调其重要性，如要有“韧”劲，要“扭”住不放，即使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打完了还要回到经济为中心上来，等等。但邓小平强调的重点是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的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他同时还强调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是立国之本，一个是强国之路。表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就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1.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这是邓小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邓小平自参加革命起，自己吃了太多的“左”的和右的亏，对我党“左”倾和右倾错误危害的认识十分深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先后犯“左”倾错误的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也是“左”的错误。除了“左”倾错误外，我党还犯过两次明显的右倾错误，这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在长征途中犯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不论是“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每次都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每次犯错误尤其是“左”的错误也给邓小平带来深深的伤害和巨大的不幸。

2.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当代中国，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但“左”更有浓厚的现实基础。“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尤其是当某些问题还不明朗时，人们的选择往往是宁“左”勿右。有些理论家、政治家，经常拿“左”这顶大帽子吓唬人。所以，邓小平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人反对改革的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正因为自己有了亲身经历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多次说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随时都会有“左”的或右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可怕的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搞掉了。”

3.　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在“左”的思想开始冒头之际，他强调反“左”，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呈泛滥之象时，他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当他敏锐地感到如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为一种运动，有可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时，他又将它淡化。当人们求稳的思想占主导，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趋缓时，他又大声疾呼要敢闯、敢冒。

审视邓小平一生，确实没有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并且在他自己独当一面，主持工作时，就特别注意防止“左”的错误的发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一辈子没有受其他任何思想的侵入。邓小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想，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尊重客观规律，不犯或少犯错误，减少失误，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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