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原则、方法

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因此，党史研究一定要遵循正确的原则，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之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历史认识、宝贵的经验总结。对此，邓小平有着一系列深刻论述，提出过一系列指导性强、权威性高的观点。由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团结一致向前、客观公正原则、摆正个人与群众关系的原则已有较多论述，为避免重复，下面不再阐述。

一、现实主义的原则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无比坚定，他自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一生“三下三上”，“‘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但他并不气馁，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时期，他依然坚定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对党的感情十分深厚。在他看来，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研究党史也不是为了发幽古之情，更不是借此打击报复，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这就是通过不断总结党史的经验教训，“资政育人”，避免走历史的弯路，制定适合现在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统一人们的思想，团结全体人民，开辟未来。他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他指出：“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我们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快一点。”正是这种重视和善于总结、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来认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道路。而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和“恰如其分”的党史研究指导原则，既是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体现，也是党史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思想的突出标志。

1．“宜粗不宜细”原则

这是总结历史的一种策略和方法。简单地说，对有些历史问题，要粗一些，概括一些，不要搞得太细。采取这样的原则，是有非常现实的考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党的历史上，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这段曲折历史中，由于毛泽东指导思想的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许多干部受到冲击，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如果过分纠缠细节，社会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恩怨之中，既不能很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难以统一思想，开创未来。因此，他反复强调，“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

当然，“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处理特殊问题的特殊原则，后来被运用于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之中，并在运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首见于1978年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已经将“宜粗不宜细”原则的基本内涵揭示出来了。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做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这段文字的要旨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先抓重大案件，涉及具体案件时要先抓主要方面，暂时无法搞清的问题暂缓解决，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影响安定团结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由于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粗”是必要的，其目的是尽快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以便引导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一基本内涵是邓小平多次论述的阐发基础。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这说明“宜粗不宜细”这一原则早已提出了，这里仅是再次强调而已，且内容有所扩展。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这首先出现了“宜粗不宜细”的概念。当然，从“总是说”这几个字中可知，其精神内涵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不少地方专门论述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其重要性、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拓展，但仍是针对处理重大历史问题而提出这一原则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时期，按这一原则处理历史问题，迅速统一人们的思想，有利于大家摆脱纠缠，团结一致向前看，把精力引导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也有利于维护党的形象。

邓小平提出和运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前提是条件限制和现实需要，基础是实事求是。具体内容主要有3个：一是概括总结。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以总结经验教训。二是抓大放小。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细要有度，不可纠缠细节，有些问题留待历史充分沉淀以后再做评析。三是适当规避。在体现研究成果时，要避免与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体现有关现实敏感问题的研究成果时，这一原则的3个方面才可统一指导党史研究。因而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问题的特殊指导原则，不能广泛指导党史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应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邓小平提出解决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基本思想是：一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科学、正确地解决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纠正大批冤假错案，达到顺民心、畅民意，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摆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和最大挑战。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给党和国家留下了许多恩怨是非，如果纠缠于某些细枝末节问题，势必陷入无休止的纷争泥潭。为此，邓小平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只要搞清了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达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就可以了。邓小平这一思想在当时情况下有效避免了矛盾，避免了无谓的争论，使党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领导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要抛开细枝末节。注重在历史联系中把握党的发展规律。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把握党发展的基本历史条件和历史联系，科学地评价党的历史，准确地把握规律性东西，彻底排除种种枝节问题的干扰。三是避免对历史仓促下结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文化大革命”，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这种思想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领导全党尽快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明智之举。

2．“恰如其分”原则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富有党史学特色的指导原则。其含义是指在评价历史问题、历史人物时要有分寸，注意掌握一个度，而这个度又是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治国理政和各项建设的丰富经验，也有过失误和挫折。如何全面、准确、整体地评价这一段历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给予了正确评价。1980年12月25日，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这个基础上，“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努力“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速度比它们快，“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肯定地说：“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3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分析党所犯的错误，重要的是搞清楚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总结经验。邓小平认为，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恰如其分。对毛泽东，“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原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邓小平针对社会上有人借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趁机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时，他专门谈到坚持“恰如其分”原则的重要性。“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在邓小平看来，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要把握几点：第一，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本人，有些错误要由集体承担责任。他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中央领导中，邓小平说他自己“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就是取得教训”。第二，不能归结于个人品质问题，要从那时的制度上找原因。因为“制度是决定因素”，“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客观上讲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经验；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此外，制度的弊病也起了很大作用。第三，错误、功绩相比较，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第四，错误的性质与林彪、“四人帮”有本质区别。毛泽东的错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总之，只有坚持这一原则，“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实事求是与恰如其分的有机结合，使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更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也是党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同样体现了恰如其分的原则。首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10年的历史。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以前的“大跃进”、反右扩大相比，当然“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说到底，这是一场大灾难。“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看，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并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第一，“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第二，“‘文化大革命’时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我们进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三，10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过坚决斗争。这些斗争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要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否定“左”倾错误的理论与实践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对这10年的历史一概否定。

其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反修防修”。对此，邓小平做了正确揭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揪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错误又被怀有野心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了。

再次，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是提供了反面教训。”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反面教训的基础上，党制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看大局看主流的原则

邓小平认为，研究中共党史，应着眼于从整体、全局上进行把握，注重看主流，看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总体认识。如果把历史分割开来看，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势必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因而，他要求研究党史，必须看党的全部历史，还要看党的历史的主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从这一原则出发，邓小平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了宏观考察和精彩分析，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典范。

1．对党的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期及其正确评价

党史工作必须研究党成立后的全部历史。但如何研究党的历史进程？如何分期？又如何进行评价？则存在分歧。虽然邓小平不是党史专家，但他是党的历史活动的见证人，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很熟悉。不过，邓小平从不注重对历史事件做阐释说明，而着重从宏观上论述党的发展历程，从中不断总结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规律。他这种以全面的、联系的眼光，分析历史，把握现实，站在时代的高度考察整体，为我们研究党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按照这种原则，他把中共党史分为3个大阶段，对每个阶段提出了科学论断，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第一个阶段：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又以1935年遵义会议为界，分为前后2个时期。邓小平分析这一阶段党的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功。他说：“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在这一阶段，党犯过1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3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期间，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夺取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转变。经过8年全面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终于使“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邓小平精辟总结了党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基本经验，认为这些经验最主要有4条。一是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他说：“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情况，要做深入的了解。”二是找到了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邓小平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三是建立起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四是坚持了正确的革命统一战线。邓小平说：“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当然，最根本的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全党的精神武器。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器起来了”。

第二个大阶段：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时期。中间以1957年为界，又分2个时期。邓小平总结说：“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邓小平经过客观、深刻地分析后，认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但是到了1957年，我们又犯了错误，反右扩大化。“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58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我们用了3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好起来。“‘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而“‘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虽然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整个政治局面是混乱的，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如果没有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文化大革命”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对于第二阶段约30年的党的历史，邓小平深刻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期间“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我们党最终还是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政府，也不是蒋介石父子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第三个大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1979年3月，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要求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约30年的经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做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做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从此，中国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强调“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邓小平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历史后指出的。

通过对党的发展历程3大阶段5个时期的回顾，邓小平反复强调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他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还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2．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应该把评价毛泽东与党的历史结合起来，树立全局观念。邓小平要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讲，但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采纳陈云的建议，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加上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60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针对党内一些人由于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坚持否定毛泽东的言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要看到“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为党、国家、人民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要看到，“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当然，全面性的要求，在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方面也适用，主要是：一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严格区别开来；正确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二是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的功过问题，分清哪方面占主要的。邓小平多次强调，毛泽东功远大于过，就其一生来说，大部分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事，他晚年犯的错误远不能与他建立的伟大功勋相比。并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三是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时，更多地从历史条件、现行制度入手。如此全面、历史、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真正“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3．对其他重大问题、重要事件的论述

对其他重大问题、重要事件的论述主要涉及党领导的2次伟大革命、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代特征和国际局势的判断等方面。邓小平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对这一理论的相关内容，包括国情认识、基本经验总结、基本路线的论述以及首要理论问题探索等，为从大局、主流、本质上研究党史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具体指导的理论和方法，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具体而系统的方法论武器，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

1．历史主义分析法

关于此，列宁曾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把历史方法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使历史主义成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人类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基本要求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将研究的对象置于一定历史联系范围内，用联系的观点加以考察。它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构成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联系，历史研究者要用发展联系的观点考察历史。第二，认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导致历史不断发展，呈现具体历史现象的暂时性、阶段性。当然，所有具体历史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历史研究者不能用任何固定、先验的原则判断历史事实，不能用后人的认识、水平苛求前人。第三，强调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认为历史是以一个阶段批判、否定另一个阶段的方式向前发展的，一切历史遗产都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得到创造、改造。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搞清真相的基础上，做出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历史研究的价值，给人以启迪与智慧。

毛泽东十分重视历史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强调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问题。他将之概括为“古今中外法”。1942年，他在著名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使用“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但他十分重视在研究中共党史时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强调革命导师“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他认为，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管它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归根结底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和一定的时间、空间相联系的，并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他在分析和研究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时，总是客观地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下去认识，而不以今天的标准苛求于人，因而对一些历史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人据此抱怨毛泽东时代的对外政策，认为这与我国曾经长期封闭的历史与个人有关。邓小平深入分析后，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做了客观说明：“当然，有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条件”，“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上述分析，让人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消除了人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误解。当然，邓小平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评价毛泽东，就非常典型。这一评价既肯定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捍卫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指出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内容、性质、产生原因，读来令人信服，深受启迪和教诲。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

这一分析方法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要求，两者密切相连。同类事物既有共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又有其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党史研究中，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人们的创造历史活动，都离不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他认为，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原因采取的历史的具体分析方法很好，“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话，也好”。他认为，运用这一分析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主要应从3个方面展开。第一，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革命和建设。第二，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第三，回顾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把握历史条件发展的动态过程。利用这一分析法，邓小平对党史上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3．全面系统分析法

评价党的奋斗史，既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党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要看到党曾经犯过的错误，并清醒地认识党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存在的问题，通过不懈努力，正视并尽快解决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看待党的历史，并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挑战，夺取新的胜利。从根本上说，全面系统的分析法，要求研究历史时，不但要看到历史事件的本身，而且也要看到它的社会背景；不但要看到事件的今天，也要看到它的昨天和前天；不但要看到事件的正面，还要看到它的反面；不但要看到事件的状态，还要看到事件发生的原因。邓小平坚持用全面系统分析法研究中共党史，认为必须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分析，才是科学的。他一贯将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置于相互联系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进行分析和把握，反对片面性。他郑重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全面分析毛泽东功过得失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关于党的整体评价，邓小平认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历史上，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邓小平用此方法对党的历史及毛泽东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评价，解决了国史研究和发展的最大难题。

4．历史比较分析法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比较研究是通过找出历史对象的异同点，进一步认识研究对象特征和本质的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各种历史现象、历史过程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使研究者突破某一具体历史现象的局限性，开阔视野，获得历史认识的新突破。邓小平将这种史学方法赋予新意，即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对比研究，透过表面现象，接近事物的本质，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他从微观上具体比较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遵义会议、党的七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大，突出各自在中共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宏观上比较了中国古代与新中国、旧中国与新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邓小平通过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比，说明：“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针对有人企图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鼓吹全盘西化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既然如此，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种种严重曲折呢？邓小平一方面指出，除了主观原因外，“根本还是旧社会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所以还会在新的社会中出现曲折。另一方面，他又深刻指出：“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在几百年发展中可以出现曲折，而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出现曲折呢？对两种社会制度发生历史曲折的对比，科学回答了新中国成立后出现曲折道路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邓小平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说明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强调重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5．阶级分析法

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门见山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们认识和分析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历史研究必须以阶级斗争观点为指导，对社会各阶段的经济地位、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党史研究的政治色彩很浓，如果不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不能用阶级分析法研究党史人物与事件，容易得出不准确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难以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对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法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国内阶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对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系统总结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他对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发展规律做了明确揭示，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阶级斗争形势提供了理论指导、解决方法，从而有利于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

总之，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解决党史问题，使党史研究逐渐走出了“左”倾僵化思维的束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迎来了新时期繁荣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的巨大贡献，也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共党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现阶段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信念、锐意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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