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研究中共党史，着眼于“未来”、“向前看”，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为侧重点，全方位论述了党史研究的功能，开创了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撰写了大量的党史论著。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二野历史的回顾》等。同时，由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正确总结，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1992年，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及其他一系列文献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和非凡胆识对中共党史的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为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为搞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历史研究总是以一定思想做指导，不以这种思想做指导，就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以那种思想做指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也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因为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指导思想十分密切，虽然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党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党史学得以初创，但是党的指导思想已经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导思想日益向“左”转。10年“文化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严重错误，中共党史学变成了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御用史学和影射史学。新时期中共党史学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密不可分的。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中共党史学正本清源的重任。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他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为切入点，迎难而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亲自领导起草并主持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内容。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正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实现的。邓小平阐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面深入总结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本身就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更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这一科学思想方法，其内核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发展生产力的观点。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党史

对此问题，学者多有注意，但看法不太一致，因而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党的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成为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核心和根本指针。他提出党史研究不但要解放思想，还要实事求是，并首先身体力行。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决策、重大政策，均凝聚着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和非凡智慧。运用这一精髓论述党的历史，邓小平的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同样得到集中体现。

1．十分重视解放思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左”倾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全国人民渴望的新局面无法打开，国家处于徘徊状态。面对这一严峻局面，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理论功底和大无畏政治胆略，大声疾呼，提出一定要解放思想，把人们从僵化状态及“左”倾思想中解放出来，切实恢复和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高高举起了解放思想的旗帜。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并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当时的情况是“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邓小平仔细分析后，认为主要有4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思想不解放，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了起来，随风倒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段话非常深刻地阐明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2．反复强调实事求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进行哲学思想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又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邓小平的这些话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深刻总结。邓小平经常说他自己：“我是实事求是派”，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对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当然，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落脚点，两者不可偏废。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还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中共党史观的核心内容，顶住压力，大胆论述党的历史问题，集中体现了他的革命胆识、科学精神。1977年5月，他还没有重新出来工作，但就在谈话中公开批评“两个凡是”的口号，旗帜鲜明地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不行，指出革命导师、党的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会有错误，要求“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毫不客气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1977年8月，他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就批驳了“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诬蔑，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教育战线取得的成绩。针对“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尚未开展的情况下，极“左”思想和个人迷信还比较严重，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所说，体现出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非凡胆识和伟大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成功解决了党和人民最为关心的中共党史问题，正确解决了党史上的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正确解决和处理了党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问题，开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中共党史观的核心内容。

3．党史学思想核心内容的基本点

透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探究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把握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进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就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基本点。

一是，在揭示历史事实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是经过邓小平的努力，才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航船有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总结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开始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征程。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明确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沿着这个建设思路，他不断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基本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要求“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按照邓小平这些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概括、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以12个理论观点初步构建了这一理论的轮廓，标志着党开始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建设的道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历史性飞跃，得到全党高度评价。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继续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奋力开拓。199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许多长期困扰和严重束缚我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根据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论述，党的十四大更加系统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9个方面，对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说明这一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党已经找到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以“邓小平理论”命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中共党史学思想的宝贵结晶，是他长期重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典范。

二是，避免片面性和感情用事，科学、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跳出个人好恶和主观感觉，客观、公正、准确、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共党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人们的生活阅历、所处环境、接触到的人和事物不同，及其性格差异等因素影响，对历史的感知也有差异，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上往往由于情感因素的影响，难以得出客观、公正、科学的结论。怎么办？关键是“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抛开个人感情纠缠，客观公正地看待党的历史、党的领袖。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评价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其实，早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1988年9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他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一系列评价原则。如：合乎事实的原则，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恰如其分的原则，要求评价准确、适度；公正评价的原则，功过都讲，不夸大不缩小，公正合理；置于具体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中加以分析的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实质上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邓小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行动中，都坚持这些评价原则，绝不因个人恩怨和好恶而影响对历史的评价。这一点典型地反映在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上。邓小平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后，当社会上有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他就坚定地站出来，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高贵品质。他深情地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并多次指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人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因为这符合历史”。讲毛泽东的错误也要恰如其分，“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即使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犯的错误，不能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相提并论，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认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是漆黑一团，“这十年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不能把它说成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不同意把这期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等说成是非法的，也不同意“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的说法，他认为，如果非要这样说，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邓小平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积极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三是，敢于突破党史上的传统结论和提法，解决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邓小平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加以解决，“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历史上一些有过重大影响，但已过时或不科学的提法、结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比如对“路线斗争”这一在党史上影响深远，但又不确切的提法，邓小平果断决定不再使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采纳了此建议。这样做的原因，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要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总之，“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种研究提法的变化，抛弃了党史研究中不科学的方法，确立了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当然，也不是说以后“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了，“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关键要准确使用“路线”这一概念。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不搞政治运动。1981年3月27日，他在同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当然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在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他说：“我们着重在教育”，而“不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处理”。

对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也敢于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于党的历史上的反倾向斗争，邓小平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了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做出了正确结论。1981年3月27日，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中提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反倾向斗争的特点，对党历史上多年反倾向斗争做出了历史性的科学概括，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拿大帽子吓唬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的警告，使邓小平成为党的历史上敢于指出主要错误倾向、无情批判“左”的错误的领导人。

四是，在转换思维方式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史研究中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定要克服传统思维方式上的崇上、泥古、封闭等各种消极影响，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使对革命导师讲过的话也不能迷信，关键是要结合具体实际灵活运用。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和评价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标准，不但是对原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标准的突破，而且带来了党史评价的新准绳。按此标准衡量，凡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就加以肯定，否则就加以否定。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但它却能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落到了实处。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研究党史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指导党史研究，群众路线观点十分鲜明。他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而且把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否的标准确定为是否为了群众，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研究党史的目的和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标准。

1．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到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指出，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与林彪、“四人帮”做斗争时，还号召人们坚信马克思提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当然人民群众是“人们”的主体。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例，具体阐述了上述观点：“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这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讴歌和衷心赞美。

2．坚持实践标准观点与群众路线观点高度统一

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以群众为中心，以更好地实现党的基本路线为研究党史的评价标准。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1989年6月11日，他在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讲话时，郑重指出：“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一个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要“抓紧惩治腐败”。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实践标准的观点与群众路线的观点高度统一，成为党史评价的重要准绳。

3．摆正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这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邓小平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承认杰出人物、革命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揭示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群众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因此，领袖“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坚决反对神化领袖，他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在谈到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的集体领导时，邓小平依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他在运用这一观点指导党内生活和研究党史时，反复强调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1989年9月16日，他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人民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功勋之伟大，举世公认，自然也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但是，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从来不宣扬个人的作用，总是把自己摆在“集体中的一分子”的位置，自觉维护领导集体的权威。他诚恳地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1987年11月16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谦虚地说：“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1988年9月5日，他又说：“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摆正个人与党的集体领导的关系。他认为，利用退休歌功颂德一番，没有什么好处。追悼会，开得那么多，花的人力物力不少，也可简化一下。革命几十年的人，确实都有功劳，但也总有些失误，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一讲都是功劳”的做法，“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对有些同志出自传书宣扬自己，只讲功不讲过的做法，他毫不客气地说：“这种事情不值得赞扬。”他对自己严以律已，多次婉言谢绝外国人为他写传，并反复讲：“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曾对外国记者诚恳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后来他又说：“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邓小平在这方面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也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4．群众利益是党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标准与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第一，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党史学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了这一原则，能够认清党发展壮大的原因。第二，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有助于加深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第三，用群众利益标准来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党的一些失误，能够更深刻地总结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利益，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群众观点的核心内容和开展党史评价、研究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十分重视群众利益问题，总是处处维护，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他曾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早在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中，对抗战以来党在华北的对敌斗争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这说明，即使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下，党仍然把群众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这是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党史研究就要围绕服务于这一中心工作而展开。1980年，邓小平谈到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时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实际上，让人民富裕起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评价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志。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在这两个原则中，他最看重的还是人民得实惠，“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围绕这样一个思路，他不断重申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欣慰地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时，就把“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作为一项重要成果。1982年5月6日，他补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谈到1959—1961年困难时期，说：“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957年以后的10年，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提高的严重情况，“四人帮”竟然鼓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1974—1975年，回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曾严厉“批驳了这种观点”，并斥之为荒谬。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正是在关心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改革开放，为探索新形势下致富提供了政策保证，并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在邓小平看来，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是因为这样就抓住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根本。“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邓小平亲自为中国人民设计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其阶段性目标的3个标准之一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从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最终达到富裕。这个“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仅仅经过几年时间，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城市也开始进行改革，国家生机勃勃。看到这些可喜变化，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邓小平逝世时的1997年，中国总体达到小康，提前实现了奔小康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这足以说明以实现、发展、保护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完全正确。评价党史不能脱离这一中心内容，否则研究党史就毫无意义。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指1989年的政治动乱——引者）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这是邓小平总结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典之谈，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指明了研究方向。

三、坚持以生产力的观点研究中共党史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生产力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高度来认识。关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尽一切可能发展社会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把发展生产和共同致富均视作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同时，邓小平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改革的主要目的，提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他坚定地指出：“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拓宽了党史研究视野，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现实指导，也改变了单纯从政治角度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忽视从生产力角度研究党史，就不能从本质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难以开拓新局面。邓小平从生产力观点总结党史中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观点。对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这20年的曲折历史，他做了深刻总结，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代价是巨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做出把工作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坚持生产力观点进行了一系列概括。1980年1月16日，他说：“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1985年4月15日，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988年6月20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再次概括了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他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做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可见，邓小平非常注意用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研究中共党史，开创了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在邓小平这种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研究党史，从本质上总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党史研究人员在政治角度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生产力标准，推动了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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