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邓小平论述遵义会议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能够称得上伟大转折的会议并不多，无非是遵义会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遵义会议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被公认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敌人的强大，不承认犯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然后，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及此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来于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批判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中央委托的军事指挥。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政治原因。但是，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开端，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邓小平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做出了重要论述，多次总结会议的经验。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3点。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邓小平提出的党的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将遵义会议看成是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他联系党的发展成熟的历史，提出了三代领导集体的概念和各代次划分依据。“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他认为，从党的发展历史看，“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段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了‘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邓小平划分各代次的主要依据首先是看是否真正形成集体领导。翻开党的历史，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只有单个的领袖行为，并没能形成有力的集体领导。其次是从理论上看是否有独特创造，并以其卓越的政绩取信于民。以此衡量，邓小平科学地指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以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说遵义会议在中共集体领导形成过程中是分界线，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再次强调：“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二、毛泽东领导核心开始确立

邓小平多次提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党的领导核心的建设，事关党的兴衰和事业发展，邓小平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有了毛泽东这个领导核心，即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事情，共产党也没有被打倒。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上是邓小平他自己。因为有了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任总书记的变动，也没有影响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1989年政治风波后，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形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党的十四大，又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邓小平感到很欣慰，并强调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由于稳定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于遵义会议，毛泽东作为党的集体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也开始形成于遵义会议，因此，邓小平把遵义会议视作划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标志也就不难理解了。为此，1965年，他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花了不少时间介绍“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并专门说道，“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三、解决了如何革命的问题

邓小平对遵义会议的论述，可见它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并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解决军事问题、组织问题，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政治路线，从而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开拓了革命的新局面。他说：“从一九二一年到七大共二十四年，这个期间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差不多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搞光了，革命根据地有百分之九十垮了，受了很大的损失，花了很大的代价。”“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虽然说我们党干革命，花了20多年时间的摸索才学会，“当然就我们党的中央来说，如何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就解决了”。1943年11月4日，他又说：“我们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1987年10月13日，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可知，虽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其目的“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实际上，遵义会议不仅仅是改变了军事路线，更换了中央领导，而且从更深层次上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开始改变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左”倾思想统治中央的局面，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遵义会议确实解决了如何革命的问题，这是具有深远转折意义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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