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邓小平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大事件

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有颇多论述，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分量很重。本节选择邓小平对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件的论述进行探讨。

一、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

抗美援朝是共和国开国之初的重大历史事件。迄今为止，有关邓小平对抗美援朝评价的历史资料比较少。收入《邓小平文选》中的有关抗美援朝的论述也只有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发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困难很多，内战刚结束，国内问题成堆，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力量对比起来，中国很弱，特别是装备差得多。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这是在北京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中国、对中国实际制裁的大背景下，为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而提出的。同时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发出如下信号：中国人民绝不屈服于西方世界的压力，中国人民有能力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一定能粉碎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邓小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的论述不多，但是言简意赅。邓小平这样说：“我们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毛病，也是‘宽大无边’，很长时间，我们对工厂、学校的反革命不敢动手，捉来的不办，又放回去了。这大大打击了群众反特斗争的积极性。重庆解放初期，工人还敢于检举特务分子，后来看我们不办，就再不报告了。最近我们一次逮捕反革命分子百余人，工人积极性又高起来了，这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就要脱离群众。”短短的话语，深刻揭示了如下事实：中国共产党人镇压反革命是无法避免的，是反革命势力极度嚣张、向人民政权猖狂进攻的必然结果。镇压反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

二、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邓小平先后两次谈起。第一次是1956年9月16日，当时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指出：“像大家所知道的，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期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就是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后所采取的相关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邓小平这样说：“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大大地加强了，全党同志的觉悟和党的组织的战斗力，是大大地提高了。党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什么也没有得着。”充分肯定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意义。邓小平接着指出：“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十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家完全置若罔闻。”邓小平强调指出：“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应该说，邓小平的讲话是代表了中共中央的集体意见。但是，这样的观点，无疑也是邓小平真实观点的反映。毫无疑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与中共中央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

后来，邓小平对高饶问题又进行了新的思考。1980年3月29日，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提指导意见时，邓小平曾经这样介绍：“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十分重视，多次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做出评价。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会见了国际青年代表团，在接受代表团成员提问时，邓小平发表了题为《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谈话。邓小平这样说：“各位朋友在各地都听到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介绍，这就是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宁所想过的，但是列宁没有能实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有这个问题。”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不足进行了分析。邓小平指出：“去年一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因为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度过了灾荒。总之，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强调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1980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发表了如下感言：“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现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1985年4月15日，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邓小平说：“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干得很好。”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邓小平再次发表评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

四、关于“反右”问题

反右运动是邓小平一再论述的一个问题。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反右运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股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受了多年的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3月19日，邓小平再次谈起“反右”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思想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为了进一步澄清是非，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对总政治部负责同志发表如下谈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7月17日，在和中央宣传部门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再一次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很显然，这样的论述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

五、关于“大跃进”问题

“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三面红旗”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国上下对“三面红旗”进行反思，邓小平在1980年5月5日发表如下评论：“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5月31日，邓小平又发表如下评论：“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改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把原来规模比较合适的生产队，硬分成几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而另一些地方搞并队，又把生产队的规模搞得过大。实践证明这样并不好。”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产生的影响是全面、深刻的。这不只是一个学术评价，更重要的是揭开了中国农村伟大改革的序幕。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话语不多，但是全面、深刻，分析了“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在对“大跃进”运动的思考中，邓小平得出了更为深刻的结论。邓小平对穆加贝这样说：“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1987年10月13日，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邓小平这样向客人介绍：“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1988年6月22日，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邓小平更是进一步总结了经验教训：“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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