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人才工作

邓小平求贤若渴，在他看来，只有努力造就大批德才兼备、敢想敢干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保证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为此，他提出了识才、选才、用才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要求，系统地构建了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识才

坚持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要求和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是识才的前提。为此要全面辩证客观地把握人才的本质，不断发现人才。选拔使用人才的基础是识才。要识才就必须坚持正确的人才标准，这是知人善用的起码条件。那么什么是人才？如何发现人才呢？

在阶级社会，人才的阶级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人才的具体内容也不会相同。无产阶级的人才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宗旨奋斗，必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意志坚强，品德高尚，能力过硬。据此邓小平提出了选好接班人必须坚持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和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是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选拔跨世纪年轻干部的必备素质。在德才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德放在首位，它是衡量人才的首要标准。所谓“德”主要包括政治品德及个人品德两方面。政治品德是重中之重，它主要包括政治立场、政治思想、政治表现和政治态度。选拔干部首先要看他是否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能够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否具有坚定的党性，是否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1979年，邓小平提出培养科技人才的基本标准是“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到选取干部的德才兼备原则，这个原则从本质上说与“又红又专”、“选贤任能”是一致的。他说：“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把革命化摆在干部“四化”的首位，认为只有政治上可靠，其他3个方面才能靠得住。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总结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放松了抓思想政治教育，许多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丧失了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甚至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圈子中，教训十分深刻。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核心成立后讲到领导班子还要在注意年轻化的同时，郑重强调：“要选马克思主义者。”

“才”实际上就是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人才，必须精通本行业务，具有开拓创新精神。邓小平告诫说：“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都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培养选拔大批专业人才刻不容缓。邓小平分析了我国干部队伍现状，指出主要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严重缺乏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他认为，“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总之，领导干部要选有能力的人，如果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原则，为正确识才提供了可靠的政治标准，也构成了“选贤任能”的价值基础。坚持这一原则标准，关键必须辩证地识才。

二、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选才

选贤任能，破除阻碍人才成长的一切障碍，才能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邓小平认为选拔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作为接班人“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全体党员干部要认识到这件事的严肃性、紧迫性。老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他们的责任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情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另一方面要心胸坦荡，搞调查研究，找人谈话，听群众意见，准备交班，“老同志要让路”。正因为选拔人才涉及面广，难度大，邓小平才说：“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为了真正做到“选贤任能”，邓小平一再强调：人一定要选好，选得合格，“选得准”。为此一定要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

坚持人民公认的原则。邓小平总是把自己看作中国人民的儿子，思考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运用到选才上，他把“人民公仆”作为选才的一条核心标准。

为了使政权牢固掌握在人民信赖的人手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他反复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来。只有这样，人民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坚持政绩衡量的标准。政绩是一个人德才在实践工作中的表现，是衡量人才能力大小的主要标准。政绩的大小是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把政绩突出的人选上来容易服人。邓小平十分重视干部的实绩。早在1954年，他就指出，选拔人才要“不讲名望，就是选些贡献突出的、真正有本事的”。对于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干部，他毫不客气地说：“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他认为：“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第一条。”“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

坚持改革标准。要把那些改革意识强，富有开拓精神的人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成功经验，动摇不得。我们选拔的人才必须拥护改革，做改革的促进派，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因循守旧。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总结道：“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他要求新的领导集体取信于民，必须是“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因此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当务之急就是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把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选拔上来，“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由于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因此改革开放胆子要大，要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闯”。如果因循守旧，前怕狼后怕虎，“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啊，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坚持作风标准。即要选作风过硬的人。作风并非“小节”，选用什么样作风的干部，就是表明党倡导什么样的作风，它直接反映了干部队伍建设的路线和方向。我们的干部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必须作风正派，气节高尚。早在1975年8月，邓小平就对革命干劲差、意志衰退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严厉的指责。他说领导班子一定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邓小平要求老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注意层次结构。人才队伍建设能否保持合理的层次结构，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后继有人和兴衰存亡。邓小平指出：“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选人“最关键的问题是选取比较年轻的”，否则难以为继。他急切地说：“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时再次强调：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可见邓小平十分关注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

选好人才，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广开进才之路。邓小平坚信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有的是，关键是“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或发现了不被重用。人才为什么出不来，主要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两种障碍在作怪。为此必须克服论资排辈、唯“台阶论”、领导职务终身制、唯“圈子”论。

三、坚持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

识才、选才的目的自然是用才，用才是最终结果和关键。人才选拔以后，如果不能很好地使用，将前功尽弃。使用人才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落脚点，尤为邓小平所重视。1980年，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做斗争。为了使用好人才，他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邓小平十分清醒地看到知识、人才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两个著名口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7年，他在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中指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认为不论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为此他亲自出来抓教育，为培养人才而日夜操劳，呕心沥血。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只挂在嘴上，必须见诸行动。首先从政治上充分予以信任，其次，想方设法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提高待遇，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指技术干部——引者）提上来”，提拔后的待遇也要相应增加。以后他一再说道：“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例如，帮助他们解决房子问题，家庭生活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解决两地分居等问题。“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对于做出成就的人要奖励，“就是重在鼓励，重点在奖”。只有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才能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感慨地说：“光空讲不行”，给知识分子排忧解难，要动真格，“真见效”。

充分发挥人才特长，努力做到人尽其才，这对个人、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从本质上讲，学非所用就是用其所短，避其所长，是人才的极大浪费。邓小平一直反对这样做。1961年，他指出：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使用有问题，“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劳动或打杂。以后，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1975年，他在谈到有位搞半导体的老科学家，北京大学却叫他改行时，感到非常可惜，认为应当发挥他的专长，不然对国家是极大的浪费。以后他又说：“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现实中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显然，“用非所学不好”。

惜才爱才，放手大胆使用人才。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急需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我国人才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严重不足，尤其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太少，这就必须更加合理地使用好人才。为此，要“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人才提拔后要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在用的过程中可以看表现，这时，老同志要满腔热情地认真帮，做好传帮带，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使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保证政治上不出问题。但这种“帮”以“不要做障碍人的事”为前提，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针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这一问题，邓小平要求每个领导者必须有爱才之心，用人之胆，并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当作“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惜才爱才，大胆使用人才就必须坚持干部的“五湖四海”原则。领导干部胸襟一定要宽阔，要从大局出发，团结所有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要抛弃一切成见，抛弃个人恩怨来开展工作，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只看到自己“身边的人”，“圈子里的人”，更不能形成帮派。

解放思想，更新用人观念。邓小平说：“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用人时，除了要克服论资排辈、感情用事、任人唯亲外，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不能求全责备，“任人唯全”。使用人才，重要的不是看他们有没有缺点，而是如何正确地使用他们。正确的态度是“不要求全责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如果非要求全责备，则会埋没浪费大量的人才。有缺点不要紧，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要克服那种“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的倾向。就是一度犯过一些错误，后来的确已觉悟、转变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也不能抛弃不用。

二是不能片面追求“保险”，“任人唯稳”。我国封建余毒远没有肃清，长期以来，用人但求“不出事”、“保险”，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是非功过不分，赏罚不明，没有竞争，一潭死水。邓小平历来反对这种庸俗的官场作风，他认为：“干部缺少正常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是官僚主义产生的一大原因。邓小平毫不客气地批评那种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的极不正常的现象。

改革用人制度，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用武之地。邓小平认为，我国识才、选才、用才的观念、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等许多方面存在问题，它严重制约着人才脱颖而出，也从许多方面制约着人才使用，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1977年，他谈道：“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领导干部终身制和能上不能下的问题，造成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效率低，年轻人上不来。所以，“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为了打破老框框、旧观念，使用人制度建立在更科学、更规范、更稳定的基础上，他认为，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为此，他设想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文化大革命”前，他曾经考虑过建立退休制度，1979年，他又感到人才被卡住的症结所在，退休问题更迫切了。他认为：在人事制度方面，可以考虑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把退休人员的问题处理好，便于我们选拔人才。这需要做很多工作，不做不行。之后，他反复向老干部宣讲这个道理，并建立了过渡性的制度——顾问制度。但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并没有完全行得通，因为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他肯定地说：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只有明确规定任职年限及退休年龄，才能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才上不来的问题。他带头表示：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1992年，党的十四大，退休制终于建立起来了。这是邓小平干部制度改革思想的最终胜利。

二是建立和完善选才用才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这主要包括突出人才选拔、培育、考评和任用机制，建立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和淘汰等制度。这对加强人才日常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至关重要。要建立群众监督制度，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为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他主张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通过这种办法“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此外，邓小平还对打破干部界限，合理流动，招聘，机关干部到基层参加竞选等具体做法给予肯定。总之，邓小平的用才思想明确而具体，它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手用才，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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