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邓小平论述毛泽东

只要查阅《邓小平文选》等有关著作，读者就会发现：邓小平对中共党史人物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毛泽东身上。邓小平是政治家，与一般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不同，他对毛泽东的论述基本都是以片段的方式出现的，而且不同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论述的角度有明显区别。

一、毛泽东在世期间，邓小平注重客观评价毛泽东

发表于1960年3月25日的《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一篇重要论文。针对“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象，邓小平提出严肃批评：“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1962年2月6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党的党规党法。”邓小平突出强调了毛泽东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使得军队走上正轨，邓小平强调：“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言下之意，“文化大革命”所破坏的正是毛泽东亲自创立的优良传统和制度。

二、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力主客观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一面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论断展开批评，一面制止对毛泽东的情绪化的评价。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邓小平的评价，实际上为全面评价毛泽东定下了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联系国际形势对晚年毛泽东做出如下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在列举了毛泽东的功绩后，邓小平话锋一转：“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从这样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问题上的严肃态度。

随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领导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时这样说：“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在做出总的评价后，邓小平又具体地进行评述：“《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的评述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评价了这段历史。那么，如何看待以后的历史？邓小平这样说：“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又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在介绍了上述历史后，邓小平强调指出：“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同志被整的现象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到，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邓小平极为痛心地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三、邓小平客观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深入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向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6月27日，邓小平再次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毫无疑问，邓小平关于中央犯错误他自己有责任的说法，对于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客观地评价自己是很有益处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下谈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准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10月25日，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发表如下谈话：“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严肃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的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严肃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上指出：“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上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四、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决议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这样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通过邓小平的努力，全党上下就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达成了共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后，邓小平还不时谈起毛泽东。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这样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1985年4月15日，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邓小平发表如下谈话：“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对来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不能丢掉。在这个长时期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由于充分尊重中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说：“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承认犯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这样对美国总统布什说：“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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