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邓小平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无疑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说服同志，邓小平有时也会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交流。

一、邓小平为了党的事业谈自己的生平

就现有材料看，邓小平较早公开论及自己生平是在1954年2月6日。当时，邓小平发表了题为《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的讲话。邓小平强调指出：“我认为四中全会（指七届四中全会——引者）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我还认为全会的决议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最有力的保证，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的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它启发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使我们党更加巩固，战斗力更加强大。”为了进一步加强说服力，邓小平这样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邓小平第一次在大的场合谈论自己的生平，就是讲自己的缺点，讲自己的不足，为的是引导犯错误的同志积极地改正错误，更好地为党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很少谈论自己。1975年5月，在全国工业会议上，邓小平这样说：“不要怕被人抓辫子，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不要怕，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讲出来这样的话语无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当然，邓小平这样评价自己，并不是什么牢骚，而是为了鼓励与会同志放手整顿，将中国的工业整顿好。值得注意的是，11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态度是诚恳的，笔者不相信邓小平会有意顶撞毛泽东，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的坚持是不容怀疑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在复出前后多次谈及自己。1977年4月，邓小平就“两个凡是”明确表态：“‘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9月19日，邓小平这样说：“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邓小平后来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这样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极为诚恳的语气对与会同志说：“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做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为了尽快扭转中国科学文化落后局面，邓小平主动要求担任分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告诉与会人员：“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久，邓小平赴日本访问。邓小平曾经这样对日本人士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从这样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邓小平是多么渴望中国科学技术有个迅速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经常用“个人看法”的表达方式与党内同志沟通。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交流方式，很容易为受众认同。下面，我们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场景进行介绍。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这样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这样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这样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这样介绍：“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如下谈话：“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是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以对话的形式同与会者交流，直抒胸臆，很容易拉近与听众的距离。邓小平动情地说：“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发表讲话。邓小平这样说：“我对外国人说，改革的势头不错，这话正是在北京出现一阵抢购，有半个月人心惶惶的时候说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踏实的。现在看势头还是好的，我总是讲这么个观点。经济体制改革成不成功，成功大小，要看三到五年。见效了才能说服人，证明第二个三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1986年是邓小平比较忙碌的一年。6月10日，在听过经济情况汇报后，邓小平指出：“我看，改革总的进展比较顺利。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这个问题，总得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总之，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发表如下谈话：“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又发表如下谈话：“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1989年以后，邓小平在和同志们谈论自己经历的时候，更加凸显了自己敢于负责的优秀品格。5月31日，邓小平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6月16日，邓小平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6月9日，邓小平这样说：“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1992年春季，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过程中，邓小平这样介绍自己的一段经历：“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管用吗？”邓小平为什么介绍自己的这段经历？原来是要批评下列现象：“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邓小平还这样介绍：“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了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邓小平在这里介绍自己经历的一些片段，为的是使得中国改革开放搞得越来越好。

邓小平时常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起自己的经历，这样的谈话带有明显的“拉家常”式的温馨。1978年5月7日，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邓小平这样对客人说：“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做了一篇讲话，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发表如下谈话：“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面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邓小平这样介绍起中国的改革：“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这样的谈话有自豪感，更有责任感、使命感。1988年5月19日，在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邓小平这样向客人介绍：“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我们现在既有顺利的情况，又有风险的情况。好在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这样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

邓小平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时也经常谈起自己的经历，主要是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1984年3月25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邓小平这样说：“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如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就是了……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这是邓小平与外国友人详细谈起自己的经历。10月10日，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邓小平这样回忆：“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曾经这样说：“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对戈尔巴乔夫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和西方记者谈起自己的经历。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这样回答记者提问：“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不难看出，邓小平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拉近和对话者的距离，为的是能够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加分。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麦克·华莱士采访时说：“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邓小平对麦克·华莱士的谈话，显然是为了向苏联领导人传达中国希望与苏联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愿望。

二、邓小平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派”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曾经这样说：“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开展辩论嘛！”话语不多，但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求实精神。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更是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再次强调指出：“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强调指出：“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这些谈话显然是为了支持正在进行的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进而确立“实事求是”的地位。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访问了四川。大概是金日成询问了有关问题，邓小平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谈不上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很显然，邓小平这是在介绍中国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的过程，进而强调“实事求是”对中国的决定意义。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马尔代夫总统加饶姆。邓小平这样对加饶姆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这些谈话是邓小平向外国元首介绍中国取得进步的根本原因。不难看出，此时邓小平论述实事求是的角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论述实事求是的。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坦诚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民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对舒尔茨说：“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对艾尔沙德说：“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经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从此邓小平是“实事求是派”的说法逐渐流行开来。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这样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依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如此详尽地论述，主要是为了叮嘱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

三、邓小平认为自己“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推心置腹地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讲……”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思考问题必然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自然会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1．关于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问题

对于这个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的观点毫不含糊。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这样对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说：“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然后要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2．关于教育问题

随着历史的进步，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邓小平对此有极为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复出后担任的政府工作就是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对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发表如下谈话：“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我是乐观的。困难是有，但要看到有利条件。不管怎么说，这几年经济发展是快的。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教育的发展。我国城乡和社会各界，蕴藏着极大的办学热情，不少爱国侨胞也热心资助办学。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正确的纲领。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各级领导认真抓，我看教育的事情好办，悲观是没有根据的。扎扎实实抓他几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邓小平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关注。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即席讲话：“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这样介绍中国正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作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在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

4．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如下谈话：“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有些减弱，工作方法也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这些都妨碍党与群众的联系。只有大力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中的许多困难才容易克服。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5．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民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到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如下讲话：“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6．关于普选问题

对这个“敏感”问题，邓小平也从不回避。1987年4月16日，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发表了如下谈话：“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几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7．关于香港和台湾问题

港台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港台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尊严和国际地位，对此，邓小平予以高度的关注。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如下讲话：“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8．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建立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努力方向。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对中央负责同志发表了如下谈话：“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的新的判断。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这样告诉大家：“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些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屿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邓小平告诉大家：“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这说明，邓小平的设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对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这样说：“当前世界上有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点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与来访的泰国总理差猜谈道：“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两国自七十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可以说真正遵循了这个原则。”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对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这样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最后，邓小平这样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9．关于完成新老交替问题

完成党的领导的新老交替，是邓小平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这样说：“一九七五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请同志们好好地考虑一下。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这样说：“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现在我们选择的人中间，有些看得不准的，经过考验之后，还会淘汰下去的。”“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事情太大了。”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这样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拉法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推心置腹地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是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同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邓小平这样回顾：“一九八〇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1992年春，邓小平在发表南方谈话时这样说：“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从邓小平这番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提出建立退休制度的主张，完全是出于对党的事业前途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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