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邓小平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之前，作为会议的准备，中共中央从1978年12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分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计212人。中央工作会议首先讨论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和阐述了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几个重大问题。主要内容有：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在这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为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余年的峥嵘岁月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是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从那时起，十年内乱和两年徘徊的历史终于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习近平，他们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高度评价。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亲历者邓小平，对这次会议有着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只要打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三中全会”这几个字会随处可见，使用频率之高，是党的历次会议均无法与之匹敌的。邓小平从多角度、多层次论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下面3点。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党中央，顺应人民意志，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果断行动，“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欢腾，庆祝这一历史胜利，准备大干一场，补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然而，当时的形势却无法实现人民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这样的论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左”倾错误也难以消除，新的局面当然难以打开。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大大挫伤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使党内外许多同志深切感受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遇到了重重阻力。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道：“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有重要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同时，由于对长期以来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尚未认真加以清理和纠正，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这一时期经济工作又发生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倾向，造成了新的失误，掀起了新的冒进。总起来看，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受到严重阻挠。因此，中国“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结束。

这时，不但存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而且可以说“中国面临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老路、新路、邪路3条路。老路中的一条是以华国锋为代表，一方面批判“四人帮”，另一方面又仍然坚持“左”倾思想，继续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老路的另一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老路没有前途。新路是以邓小平为代表，主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路充满光明。邪路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为代表。这些人数量不多，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证明共产党不行了，中国的路走不通了，“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主张全盘西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当然，邪路是条死路。

是继续走老路、冒险走邪路，还是勇敢走新路？中国面临艰难的抉择。正是在这样的十字路口和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从此以后，开启改革开放的闸门奔腾出的洪流，冲破一切阻力，势不可挡，勇猛向前。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会议讨论决定了关系中国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确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对此，邓小平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历史功绩。

早在1979年3月10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便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在1980年1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982年9月18日，他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时说：“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83年10月12日，他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1984年10月10日，他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指出：“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1985年4月15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立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同年10月13日，他在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说：“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988年5月18日，他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1989年6月16日，他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时坚定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告诫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邓小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大量的论述。但从上述论述中，即可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四大功绩。一是，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认真讨论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认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措施，正确改革对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冲破长期“左”倾思想的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二是，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适应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提出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三是，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这次会议事实上开始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四是，全会认真讨论了其他重要问题。主要有“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结论一经提出，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公认和赞许。对此，邓小平有一系列深刻论述。结合这些精辟论述，可以概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4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转折。

1．开辟了全面拨乱反正的新局面

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提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揭开了大规模拨乱反正的历史序幕，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相应出现了新的局面。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同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台。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1987年5月12日，他说：“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几年努力，“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正因为如此，1989年5月31日，他坚定地说：“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

2．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及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打破了保守封闭的局面，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僵化观念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指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1986年4月4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朋友时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3．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此后不久的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已经基本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8年6月3日，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这条新路，邓小平在该年5月25日，与捷克斯拉伐克共产党书记雅克什时谈话时就指出过：“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可见，离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谈不上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4．开始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

这一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艰辛探索，不断总结、系统归纳出来的，但它的发端无疑源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总结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该报告被视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健全民主法制等一系列思想，1979年，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1981年，邓小平将他一贯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要认识的底子薄、人口多和耕地少的2个特点归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到党的十四大，起步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熟了。对此，江泽民曾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可见，离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无从谈起。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要求：“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局面、新时期、新道路、新理论的起点，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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