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邓小平论述党的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标志着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出席会议的代表1026人，代表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00多位代表做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选出中央委员97人，其中17名政治局委员，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的6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提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从解决阶级矛盾转变为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要求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民主和健全法制，提出了在全国执政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党的八大是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富于创造精神，表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党的八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对此，邓小平多次加以论述，其要点主要有以下3点。

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肯定了党的八大的功绩，认为党的八大“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可见，党的八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为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一条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的路线，其最基本思想和核心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党的八大路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任务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此，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讲道：“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今后很长时间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应该说，邓小平的论述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是对当时中国阶级关系、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工作中心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的结果。因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首先是我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组织起来，从小私有者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型集体劳动者，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队伍扩大了，觉悟程度和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被消灭，知识分子队伍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引起了社会矛盾的变化。党中央及时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的根本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及时清醒地认识到，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及时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决定无疑是无比正确的。正是依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变化，党的八大提出了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实现途径和方法，形成了党的八大路线。党的八大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成果。它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全新思想和方针政策，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结果，也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理论来源。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一条正确的路线。

二、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清醒地指出：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示党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解决的办法除了对党员加强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957年4月8日，他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再次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正是沿着这个思想，邓小平提到，毛泽东“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应当说，后来提出的与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上就是党的八大强调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一套章程”，它对我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八大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极具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三、党的八大的路线没能坚持下去

党的八大的路线虽然正确，方针、政策大体上也符合实际，但遗憾的是，党的八大的路线并没有坚持下去。“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其中原因，邓小平极为重视，并做过深刻揭示：“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他通过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比较来阐述党的八大路线没能坚持下去、很快偏离了正确轨道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他说：“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从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即可明晰党的八大路线未能贯彻下去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难度大，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难度极大。从国情来看，新中国建立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国家经济极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在这个东方大国中，现代工业少之又少，且不成体系。加上长期的战乱，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废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既缺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也没有民主基础，这就要付出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苏为师”的结果是，很快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虽然党和毛泽东意识到了此问题，也做了些改革，希望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但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样艰巨的任务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但恰恰党对这方面缺乏实践，实践时间太短。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时间不到7年。在这短短的7年时间内，我党既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又要进行巩固政权甚至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较量，同时还要进行经济建设，可谓千头万绪。这样建设任务重、时间短、经验少、环境差，势必对问题的看法不深入，提出的思想不完善。二是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和足够的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在七大之前，已经拥有20多年的民主革命经验，因而才最终掌握民主革命的规律。而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召开，时间还不到七大前党的历史的1/3，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经验，指导实践，并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实在是一种奢求。三是其他未曾料到的多种因素影响。如国内右派分子的进攻，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长期以来习惯于以运动、阶级斗争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都会对党的八大路线产生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没能坚持下去，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胡绳对此也有一段中肯的说明：“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设想（包括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以后不久进一步提出的一些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许多未曾预料到的复杂考验还在前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也评论道：“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党又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和足够的思想理论准备，后来遇到一些未曾料到的复杂情况，八大路线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来。”这些论述很精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党的八大路线没有坚持下去，偏离正确轨道的原因。

当然邓小平揭示的“思想准备不足”也可从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党的八大提出的思想还是初步的，在某些问题上尚存在不足之处。如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法没有全面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又如大会正确地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但它又没有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大会正确地提出要防止个人崇拜，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从党的八大筹备和召开过程可以看出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准备不足。1952年年底酝酿召开党的八大，但不久因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会议被搁置。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再次提出召开党的八大，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正式决定召开党的八大，此时，全党上下正在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社会主义高潮尚未兴起，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八大的主题是反右倾，加快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2月，毛泽东就说：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党的八大的思想。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也讲：“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但是，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却出乎领导人的意料提前完成了，中国立即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时期。时间如此仓促，党的领导人始料未及，因而对于面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无论是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对突然变化了的形势、突然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大会无法认真研究，结果必然是认识上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第三，党对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有认识不足的地方。没有指出资产阶级作为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已经基本被消灭。不承认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仍然认为他们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对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并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激化的特点、规律缺乏认识。没有宣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这些不够深入、完善的认识，埋下了以后偏离八大路线的理论祸根。由于没有具体分析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当国内出现极少数右派进攻和国际上出现波匈事件时，毛泽东就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样就偏离了党的八大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正确思路。这就为随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由于党的八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八大以后，随着党内“左”的思想苗头的滋长，党就逐渐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1962年甚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走到了党的八大路线的反面，给党、国家、人民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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