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邓小平论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得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1．从经济、科技状况看“文化大革命”

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发表了《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这样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是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这样评论：“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邓小平强调指出：“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是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中国与世界差距的拉大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这样的话语中，人们很容易体会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2．从社会风气状况看“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还从社会风气的败坏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危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如下谈话：“过去的十来年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杰布尼和加拿大麦杰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光达。当时，邓小平曾经这样评述：“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时，发表如下谈话：“‘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

3．从林彪、“四人帮”罪恶看“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还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进行了分析。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曾经指出：“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面，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邓小平严肃指出：“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

4．结合自身经历看“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还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危害。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就“文化大革命”发表了如下观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这个表述很有新意，因为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熟悉的程度远非一般人可比。他的论述自然有利于学术界更加深入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谈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邓小平这样说：“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这段谈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目为《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足见邓小平对吸取“文化大革命”教训的高度重视。

二、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制度上的原因。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如下讲话：“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强调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同时，邓小平还特地强调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这样发表谈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判，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1981年4月7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讲话时指出：“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不管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好，九大也好，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对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和以后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的决策（那个决策是英明的），说它们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三、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区别

邓小平特别强调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区别。在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成绩。1981年4月7日，在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这样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人民军队是新中国的钢铁长城，人民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作用是任何力量无法替代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就曾对军队进行了大力的整顿。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发表如下讲话：“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为学术界研究中国党史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对学术界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对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这样介绍：“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这样告诉卡达尔：“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四、注重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研究“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吸取教训，但更要走好以后的路。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了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华莱士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邓小平这样回答：“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结合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告诫中央领导同志一定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在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这样说：“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的确是人才难得啊。你们从下面上来，左邻右舍，上上下下，接触广泛，了解的人多。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也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要放手地用人。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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