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挺进大别山”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对于这一重大历史贡献,邓小平很少公开谈论。
一、解放战争时期对“挺进大别山”的论述
现在能够见到的邓小平关于千里跃进大别山最早的论述是1948年4月25日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讲话。这篇讲话论述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意义,但主要是为了论述对以后工作开展的意义,并不是对推进大别山壮举的专门论述。
邓小平这样说:“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七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个战场的形势,客观地评价了几个野战军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这样介绍:“我们几个野战军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如果有同志参加过10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3亿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够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112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邓小平强调:“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晋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邓小平这样分析挺进大别山的意义:“我们现在出来九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其他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共歼敌将近二百一十万人,三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来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这样具体的数据自然很有说服力,是研究“挺进大别山”这段历史的珍贵史料。
邓小平进一步分析挺进大别山的意义。邓小平特地分析了大别山的重要战略地位。邓小平这样说:“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20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武汉,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1200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于是,我们野战军才逐步抽出来做宽大机动作战。而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大别山的斗争已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了。”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邓小平也极为乐观地面对眼前的困难。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以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怕过江的人最懦弱,屈服于苦难的人就是革命不坚决的人。真正的英雄,就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
二、退休后对“挺进大别山”的论述
邓小平再次论述挺进大别山是1989年下半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1月20日,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对二野历史的回顾》的讲话。邓小平感慨地说:“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邓小平首先回顾了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军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了一点。”邓小平紧接着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问题:“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邓小平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挺进大别山的经过。邓小平这样说: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这是邓小平公开介绍挺进大别山的直接原因,充分体现了刘邓的大局观念,也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战略胸怀。邓小平首次谈及挺进大别山的细节问题。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邓小平动情地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老天爷帮了个大忙……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挺进大别山的经过,而对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奋斗历程,则缺乏足够的重视。邓小平对挺进大别山以后的刘邓大军的奋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邓小平客观地介绍了大别山区的奋斗历程,对各支队伍的斗争都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只要认真阅读邓小平的论述,就会看出邓小平特别强调其他同志的贡献,而对自己的贡献几乎没有论及,这与一再强调不要突出他个人的主张是一直相吻合的:“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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