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邓小平论述“挺进大别山”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对于这一重大历史贡献，邓小平很少公开谈论。

一、解放战争时期对“挺进大别山”的论述

现在能够见到的邓小平关于千里跃进大别山最早的论述是1948年4月25日的《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讲话。这篇讲话论述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意义，但主要是为了论述对以后工作开展的意义，并不是对推进大别山壮举的专门论述。

邓小平这样说：“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七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个战场的形势，客观地评价了几个野战军的历史贡献。邓小平这样介绍：“我们几个野战军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如果有同志参加过10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3亿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够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112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邓小平强调：“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晋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邓小平这样分析挺进大别山的意义：“我们现在出来九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其他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共歼敌将近二百一十万人，三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来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这样具体的数据自然很有说服力，是研究“挺进大别山”这段历史的珍贵史料。

邓小平进一步分析挺进大别山的意义。邓小平特地分析了大别山的重要战略地位。邓小平这样说：“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20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武汉，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1200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于是，我们野战军才逐步抽出来做宽大机动作战。而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大别山的斗争已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了。”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邓小平也极为乐观地面对眼前的困难。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以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怕过江的人最懦弱，屈服于苦难的人就是革命不坚决的人。真正的英雄，就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

二、退休后对“挺进大别山”的论述

邓小平再次论述挺进大别山是1989年下半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11月20日，在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对二野历史的回顾》的讲话。邓小平感慨地说：“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邓小平首先回顾了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军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了一点。”邓小平紧接着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的问题：“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邓小平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挺进大别山的经过。邓小平这样说：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这是邓小平公开介绍挺进大别山的直接原因，充分体现了刘邓的大局观念，也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战略胸怀。邓小平首次谈及挺进大别山的细节问题。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邓小平动情地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老天爷帮了个大忙……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挺进大别山的经过，而对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奋斗历程，则缺乏足够的重视。邓小平对挺进大别山以后的刘邓大军的奋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邓小平客观地介绍了大别山区的奋斗历程，对各支队伍的斗争都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只要认真阅读邓小平的论述，就会看出邓小平特别强调其他同志的贡献，而对自己的贡献几乎没有论及，这与一再强调不要突出他个人的主张是一直相吻合的：“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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