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

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中共党史学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共党史学的创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的一种全新体例：以论带史。尽管有不少人对这种体例并不赞成，但绝大多数人对其予以高度评价。这样的史学体例开辟了一条充分利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对中共党史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极为有效的示范作用。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共党史被简化成“两条路线斗争史”。只要谁“出了问题”，马上就被彻底妖魔化。而有些“历史书”则成为“四人帮”整人、害人的工具。一句话，所谓的“历史书”本质上却缺乏对“史实”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现象，一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得以改观。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大量档案资料解密并且出版，中共党史学的繁荣迎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此外，与中共党史学相关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全国规模的中共党史学学术讨论会、地方性的中共党史学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为中共党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完全可以说，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繁荣与邓小平的关心、支持、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中共党史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988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曾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正因为具有一般历史学家或党史专家所没有的这种特殊优势，他在60余年的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党的创建和发展，经历和参与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他不但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而且继承了毛泽东的优良传统，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加重视，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1978年3月，他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表示“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并特别提到“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邓小平的用意和目的是抓紧时间收集党史资料、搞清史实。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会议均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对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形成了邓小平的党史学思想的完整内容，为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力保障，也指明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范例和理论基础。在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的指导下，新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胡锦涛将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当前，学习、研究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仍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坚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了文献资料《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王柄林出版了研究专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王柄林还主编出版了《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学术界发表了近百篇相关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为推动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已有研究成果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必要，且至今尚无一部《邓小平论述中共党史》的专著出版。笔者打算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为中共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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