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基本内涵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有过精辟的国情分析与理论阐释。《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成果。邓小平关于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一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直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审美性的辩证关系，都曾有过深刻的论述。恩格斯在《致敏娜·考茨基》中曾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是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可见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文艺作品政治倾向性，而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倾向性的表述必须尊重文学创作自身的独特规律与方式。同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也曾强调过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这在特定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环境中，是有着现实和历史的依据，并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极端社会化与极端政治化的影响，在中国文艺发展的相当长的阶段取消文艺的审美特性，把文艺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盲目地把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属品或工具，并粗暴地以政治行为来干涉文艺实践，给中国文艺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新时期开始，邓小平果断提出“文艺政策要调整”，并针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或者是简单的“等同”，或者是盲目的脱离的各种理论偏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而不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某种政治任务，这就使文学艺术返回自身，使文艺发展走上正确的道路。同时，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256页。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从“实事求是”的哲学原则出发的。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辩证理解，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科学总结，帮助文艺工作者克服在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个文艺实践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上无所适从的心态。

邓小平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的当代发展形态。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界定的上层建筑范畴，它们相互之间发生作用，一方面共同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都各以自己的特点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强调文艺创作要以社会生活为基础但又不能片面强调从政治出发，虽然政治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肯定政治在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并阐明一定社会的政治是一定社会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无疑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实践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当代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正确途径。

二 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同时告诫：“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1—212页。

人民群众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首先是确立人民是文艺主体的关系。同时，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奋发向上的精神食粮，又是不容推卸的使命和担当。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邓小平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阐释，承前启后，一方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一方面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正确导向。

文艺的人民性倾向，是文艺史上一切进步作品的共同特征。旧时代文艺人民性表现往往只局限于作家、艺术家对大众苦难的同情；而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其人民性的要求，则是文学艺术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表达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特别是要正确表述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新的审美趣味与新的文化需求。对于新媒体时代文艺的新思维、新形式与新现象的判断，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重要的尺度。“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邓小平将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等同于他们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他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重要性的强调可想而知。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文艺人民性导向在当代坚持与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9—210页。邓小平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标准是“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这些新人形象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既可能是英雄人物，也可能是普通劳动者，他们都是来源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生活中。文学艺术表现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就是在表现社会主义历史、现实与未来。当然，“新人形象”不是理念的化身，也不是社会某一群体的图解，他首先必须是“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必须遵循艺术审美的要求，这样才能感动受众并引发共鸣。

三 关于弘扬民族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和特点，而文学艺术在表现民族特点上比较其他形式，显得尤为鲜明突出。弘扬民族文化的传统、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这是文化艺术发展的规律。

对此，邓小平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博厚的有机整体，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中国文学史上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等，成为世界瞩目、流芳千古的文学遗产，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丰富宝藏。当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必须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为基础，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条件和土壤。

同样，我们在主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同时，也要自觉地借鉴外来文化中的精华。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的新小说，就显然受到果戈里、高尔基和法捷耶夫等苏联现实主义作品的熏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也清晰可见美国诗人惠特曼、英国诗人雪莱、德国诗人海涅等诗歌精神的影响。当代小说家莫言的作品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自觉学习与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风格不无关系。当然，无论是传承还是借鉴，其目的正是要使文艺工作者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呢？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5页。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就是强调要尊重历史，充分剖析一定的文艺现象所依据的社会历史阶段与社会历史条件；划清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为此毛泽东的观点是科学而值得汲取的：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就是看其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看其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当代传承，这才是弘扬民族文化的正确途径。

如何借鉴外来文化呢？邓小平同志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页。借鉴外来文化同样要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不加分析、评判，盲目照搬，生吞活剥等都是断不可取的。要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明确借鉴外来文化是“洋为中用”。因此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实践，无论在内容或是形式上，都要依据中国国情来检验与考察，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加以分析、鉴别、选择与改造。同时要充分考虑当代中国受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努力做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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