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逐鹿中原盼解放

蒋介石用以掩盖内战的和平骗局上演，图谋在军事压力之下，迫使共产党订城下之盟。谈判桌外的争斗针锋相对，共产党军队十战十捷。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沸腾起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全国一样，人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经历了空前劫难和巨大牺牲的亿万中国人民都在庆幸：苦难的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和平民主可以实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

然而，人们欢庆胜利的喜悦，祈求多年的和平，渴望重建家园、过幸福生活的心愿，很快被国民党的内战炮火所毁灭。

8月11日，蒋介石一连下了三道电令：一是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共产党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三是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并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蒋介石这是要“下山摘桃子”，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一面利用日伪军担负守备，抵抗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国土，一面借助美军海空力量从大西南、西北大后方向华北、华东、华中和东北解放区调运大批军队，抢占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

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准备内战的阴谋，8月13日，毛泽东接连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文章，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是早晚之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号召各解放区在对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的同时，要百倍提高警惕，充分做好自卫作战的准备。14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从延安电令各军区迅速扩大解放区，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此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40万民兵。

由于解放区力量迅猛发展和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和平民主，蒋介石要马上发动一场大规模内战不但不合时机，也没有充分准备好。于是，他在加紧调兵遣将的同时，又假装顺从民意，表示愿意同共产党举行和谈。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接连向延安发出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这是蒋介石出于发动内战需要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他的用意无非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大帽子扣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头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又可以在谈判桌上得到军事上得不到的东西，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还可以加紧进行内战的部署。毛泽东去不去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多次专门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于8月26日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

果然不出中共中央所料，国民党军队此时正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进犯。其中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中旬出动7个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并以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5个师1.6万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试图以此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的让步。

面对这一严重事态，邓小平、刘伯承深为即将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不过他们想起了几天前毛泽东的指示：“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同日，一架银灰色的美制运输机在轰鸣的马达声中从延安机场起飞，向东飞去。飞机上的乘客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张际春，还有该区的几位著名将领陈赓、杨得志、陈锡联、王近山等。两个月前来延安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邓小平，现在正和他的战友们从延安飞返太行。

飞机穿过茫茫云海，飞越奔腾咆哮的黄河、绵延数百里的太岳山脉，很快出现在巍峨挺拔、气势磅礴的太行群峰的上空。透过舷窗，俯瞰机翼下那片熟悉的山峦，邓小平十分清楚，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更加严酷、更加复杂的新的斗争。在这场新的斗争中，他所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他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对敌斗争方针，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用战斗来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飞机在太行山区黎城县长宁村外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李达参谋长派来迎接邓小平一行的骑兵排早已等候在那里。下了飞机，邓小平一行便径直赶到涉县赤岸村军区司令部，听取有关上党地区敌我态势的汇报。这时，李达正在武乡段村指挥部队攻打日伪军的据点。刘伯承、邓小平要通李达的电话后，命令他率部迅速南下攻占襄垣城，作为太行部队集结地，以便会合太岳、冀南部队进行上党战役。

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

“内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刘伯承皱着眉头对邓小平说。“是啊，刚刚打跑了前门之虎，后面狼又进来了。可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是代表了历史的潮流的，中国要走向民主、富强，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邓小平的眼里闪烁着坚毅的目光。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上党地区为其进攻解放区的首要目标呢？从全国的战局来看，晋冀鲁豫战区扼中原要冲，既是华东、华中的后方，又是华北的门户，是联络策应各路解放区的枢纽，控制着平汉、同蒲、陇海、正太4条铁路的交通命脉。蒋介石欲实现其“强占华北，争夺东北”的战略意图，必须首先控制晋冀鲁豫这个要害之地。从局部地区来看，上党地区所在的晋东南，对国共双方都十分重要。若国民党军夺得晋东南，晋冀鲁豫军区所属之太行、太岳两军区将被敌分割，从而陷于难以立足的困境。阎锡山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说，拿回晋东南就绝了刘邓进山西的通道。

于是，阎锡山的部下史泽波率部开进上党地区。史泽波觉得运气不错，连下6座城市，蒋介石、阎锡山闻讯大喜。就在国民党方面得意忘形之时，刘邓已赶回前线，开始组织反击作战。

作战会议上，刘伯承严肃指出：“日本法西斯倒台了，蒋介石却还不肯罢休，一面邀我党代表去重庆谈判，一面积极进兵。目前，蒋介石的军队沿4条铁路开来，4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人家是把足球向我们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野战军作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的主要作战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嘛！一定要拔掉这把刀子，以除心腹之患。”

邓小平接着刘伯承的话说：“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当其冲。中央已明确指出，根本的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出手来抢，我们则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为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我们就是要消灭胆敢进犯的敌人。我们打得好，对谈判才越有利，才能迫使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上党战役于9月10日打响。按照计划，屯留和长子是我军首先攻击的目标。守屯留的是徐其昌的第六纵队，也是阎锡山军队中较有战斗力的部队，有6000多人，号称精锐的第六纵队，火力强，构筑的工事坚固。而我军当时除了迫击炮，只有一门山炮，但经过3天2夜的攻击，12日解放屯留，徐其昌纵队全部被歼。

陈赓的太岳纵队进攻长子于9月13日开始。长子虽是一个小城，但日军曾长期盘踞，修筑了大量坚固工事。守敌白映瞻的挺进第二纵队虽只有2000人，但战斗却打得异常激烈，经过激战，太岳纵队攻陷该城，白映瞻被活捉，守敌被全歼。

攻下屯留和长子二县以后，阎军已成惊弓之鸟，壶关亦迅速被攻克。长治外围各县据点被逐城解放后，9月24日，我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

守长治的是阎锡山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指挥的3个师1万多人。阎军孤立无援，粮弹被服等无法补给，士气低落，只好日夜赶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为保住长治，阎锡山急忙派其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指挥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共6个师，并配属炮兵司令胡三余亲自率领两个炮兵团，共2万余人，于9月18日从太原、榆次出发，星夜南下，10月2日行抵襄垣、屯留两县交界的磨盘垴、老爷岭，企图驰援史泽波。

刘伯承、邓小平得知敌人援兵出动，立即改变部署，变攻城为打援。刘邓下令以一部分兵力继续佯攻长治，吸引敌八十三军向长治急援，另一方面以李达、陈赓、陈锡联等所率主力部队分两路隐蔽北进，歼灭来援之敌。

彭毓斌发现我军，企图固守老爷岭，然后稳步向长治推进解围。太岳纵队为攻占老爷岭，几支主力部队发起猛攻，未克。我军第二十团急中生智，于10月4日夜间，派出小股部队主动从东侧迂回过去，以突然的行动占领了两个小山梁，并控制了北山水源，敌七十四师遂被孤立，战局急转直下，10月5日老爷岭被我军攻克。

彭部人马阵脚大乱，在我军追歼阻击之下，10月6日晚2万人马全部被歼，副总指挥胡三余被俘，总指挥彭毓斌被击毙。固守长治的史泽波见援军覆灭，心胆俱裂，弃城西逃，长治遂告解放。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痛打落水狗，命令太岳纵队，用最快的速度赶上并歼灭逃军。

史泽波从长治逃出后，一路上被民兵游击队袭击，行动迟缓，走了4天才过横水、东西峪一带。10月11日下午，太岳纵队将他包围在沁河东岸，第十九军史泽波的1万多人马，除了少数先头部队溜掉外，全部被歼，史泽波亦被活捉。

10月12日，上党战役以我军的全胜而告终。刘伯承、邓小平极富智慧的指挥，是战役获胜的关键。正因为上党战役打得好，重庆的蒋介石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一开始，蒋介石对上党战事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阎锡山能打个好仗，一是摸摸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实力；二是借此逼压共产党再作让步。所以当国共双方的会谈纪要定稿后，中共代表催蒋介石签字时，他迟迟不肯签字。阎军在上党的惨败无异于给蒋介石当头一记闷棍，他只得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系，表示要尽快在协定上签字。10月10日，《双十协定》正式签署生效。与此同时，蒋介石把进犯之事说成是阎锡山部自己所为，与国民党中央无关。

本性难移，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消灭共产党的野心始终未曾改变。上党战役的失败，迫使蒋介石迅速改变策略。他利用《双十协定》签订后带来的和平之机，大肆向华北、东北调兵遣将。美国的舰艇、飞机等运输工具是蒋介石实现自己战略部署的帮凶。10月中旬，胡宗南的先头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其后续部队已到晋南闻喜。沿平汉路北犯的孙连仲部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10月14日从新乡出发，妄想10天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会师，其后续部队4个军业已到达新乡。平汉线乌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早在上党作战正酣的时候，一位长途跋涉的秘密使者来到了山西黎城的刘邓前线指挥部。他是秘密工作者王定南，是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从豫西派来的。因为路上不好走，所以迟到了。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刘邓热情地接待了王定南。王定南说明了近几年来高树勋在国民党军中受歧视、排挤，使他感到只有靠近中共才能生存下去。

邓小平对王定南说：“你来得正好，我也准备做这项工作。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联名回信给高树勋，表示欢迎高树勋派人来联系，希望他不断进取，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贡献。王定南返回后，争取高树勋的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针对蒋介石调动国民党部队拼命想打通平汉线、抢占平津、夺取东北的企图，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着手组织以邯郸为主要战场的平汉战役（亦称邯郸战役）。在战前动员时，刘伯承说：“我们一定要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变成‘黄粱美梦’。”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上有关“黄粱美梦”的传说故事就发生在邯郸，刘伯承用这一历史典故嘲弄蒋介石的话真的变成了现实。

10月30日，高树勋宣布新八军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军的败亡。31日拂晓前，敌人主力向南突围。11月1日夜，刘邓命令部队突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的指挥部，第四十军、三十军顿时乱作一团，失去了指挥。马法五被俘，其部大多被歼灭。

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国民党被迫在形式上同意在1946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随后，双方发布了停战命令。此后，表面上看，国民党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些主要地区的军事冲突也有所缓和，国共两党正在就划定停战线、整编军队、改组政府等问题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国民党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国民党军对解放区边沿区的蚕食和进攻也从未停止过。一系列事实和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停战、谈判是假，而利用谈判部署、发动内战是真。内战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内战的危机时时刻刻都存在着。

1946年4月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滕代远、薄一波等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准备应对内战的指示》；4月25日和5月8日，又联名签发了《晋冀鲁豫军事斗争纲领》和《关于应付大规模内战加强准备工作的指示》。这些指示的中心内容是，提醒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战士，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持高度的警惕，揭露敌人破坏停战的阴谋；利用停战时机，抓紧练兵，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减租和生产，做好应付全面战争的各种准备。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集中20多个师的兵力，向共产党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扬言3个月到6个月之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6月28日清晨，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等人带着卫队，乘车自邯郸向磁县马头镇方向而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第三、第六纵队自卫反击作战誓师动员大会。会场设在一片旷野上，在一片煤堆上，人们用木板临时搭建了一座检阅台，简陋而朴实，看不出任何精雕细凿的痕迹，与附近雄伟壮观的古丛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庆祝胜利，观看军事演习而专门修建的）形成鲜明的对照。检阅台的周围是一排排穿着灰色军装的战士，他们肩上的刺刀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在这一望无际的灰色海洋的簇拥下，高高的检阅台显得庄严和神圣。

邓小平和第三、第六纵队的首长陈锡联、彭涛、王近山、杜义德一一握手后，便健步登上检阅台。显得格外精神的邓小平，虽是在这大热天，却穿戴得整整齐齐，气度不凡的举止和严肃的表情显示出一种气宇轩昂、威武潇洒的军人气质。站在台中央，邓小平目光扫视台下那一排排整齐的队伍，用高昂的声音讲道：“同志们，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原我军主力已撤出宣化店，分路向西突围，我们也要做好最后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空旷的田野里一片寂静，只有邓小平那洪亮、激昂、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回荡：“经过多年抗战，我们取得了胜利，人人都希望结束战争，家人团聚，安居乐业，建设家园。但蒋介石不顺从民意，不适应历史潮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用枪杆子打出和平来。”

讲到这里，邓小平猛一挥手，作了个坚决的手势。陈锡联领头高呼起口号来：“准备好一切！”“坚决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打好自卫反击的第一仗！”将士们跟着高呼起来，声震四野。

誓师大会结束后，邓小平、刘伯承和其他晋冀鲁豫军区的首长们一起检阅了部队。看着眼前这些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战士，邓小平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越战越勇，继上党、平汉战役之后，八战八捷（陇海、定陶、巨野、-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和豫北战役）。其他方面的野战军也屡战屡胜，不断发展壮大。到1947年2月，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经过8个月的自卫作战，共歼灭蒋军71万多人，有力制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发展壮大了人民的力量。

抢渡黄河、苦涉黄泛区、血战汝河、险越淮河，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一道道阻碍都挡不住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洪流。

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在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水（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开辟新的战场，这是刘邓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所进行的、对全国战局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1947年5月，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郑位三、李先念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为书记，统管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蒋介石把黄河看作是我军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黄河再险也阻挡不了人民军队胜利前进的坚强决心。

汹涌澎湃的黄河像一条蜿蜒的巨蟒，奔腾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上，滚滚向东流去。6月30日晚，在寿张县东张秋镇至濮县南临濮集之间150公里的黄河北岸边，刘伯承、邓小平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支前民兵、民工静悄悄地隐蔽集中在8个渡河段上，各种渡河器材都准备停当，一门门大炮向南岸伸出长长的脖子，只等渡河或攻击的命令。

这一天，黄河上空，月明星稀。夏日的热风慢慢变凉，徐徐吹来，潜伏待命的指挥员头脑异常清醒。刘伯承、邓小平在指挥所内听着各纵队传来“准备就绪”“未发现敌人异常”的接连不断的报告。

邓小平胸前挂着望远镜，沉着地注视迷迷茫茫、奔腾咆哮的黄河，他和刘伯承、李达不时耳语几句，商议渡河大事。眼前的黄河浊浪滔天，时而奇峰突起，好像想摧毁一切。在这月白风清之夜，癫狂不驯的黄河和蒋介石吹嘘的“黄河防线”，就要被刘邓大军征服了。

此时，在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五十五师、六十八师奉蒋介石严令，坚守黄河。他们对着湍急的河水、宽阔的河面，信心十足，认为万无一失，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正当他们做着美梦的时候，突然，一阵密集的炮弹从河对岸打来，无数只船箭一般从隐蔽处突然开出，直穿黄河浊浪，向河南面疾驶而来。

等到国民党军明白过来是刘邓大军在强渡黄河时，刘邓大军先头部队已打到了敌人阵地上。最快速的部队，只用了5分钟时间就渡过黄河，登上南岸。刘伯承、邓小平站在河北岸，看着月光下气壮山河的渡河大军，心中非常愉快。刘邓12万大军，一夜之间即有6个旅登上南岸。

当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黄河南北两岸已是一片高高竖起的红旗。刘邓大军走上了解救在国民党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的新征程。

刘邓大军全部强渡黄河天险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政府时，蒋介石有点不相信。他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共中央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只听得一个男播音员播道：“下面播送新华社特派记者李普从鲁西南前线发来的报道。李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统率的晋冀鲁豫大军，已于昨日晚，也就是6月30日晚在鲁西南地区300多里宽的正面抢渡黄河成功，蒋军300多里的河防线全线崩溃，至记者发电时为止，刘邓大军已深入鲁西南纵深100多里……”蒋介石“啪”地关掉收音机，一屁股陷在松软的沙发上，脸色发白。

7月的南京有“火炉”之称，可蒋介石却感到一股冷气蹿上来。“完了！刘邓十几万人渡过了黄河是千真万确的事了，要把他们堵住，只得从山东战区抽兵，如此一来，重点进攻战术可就完了。”

偏偏这时，侍卫进来报告，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求见。蒋介石骂了一声“娘希匹”，他知道司徒雷登要说什么，但他还是不得不立即出去接见，美国人得罪不起啊。

平日里风度翩翩的美国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说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东方的‘马其诺防线’——黄河天险，就这样让共军突破了？你们不是自称黄河足抵40万大军吗？每天消耗着上百万美元，使用着先进的美式装备，难道就这样不堪一击吗？请你们解释清楚这个事件！”蒋介石气得青筋直跳，可又不便发作，他目光呆滞，犹如僵尸一般。

在我方的作战室里，刘邓又在并肩思考着破敌的良策。邓小平跟平时一样严肃、镇静，讲起话来斩钉截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指着墙上标着许多红蓝色箭头的军用地图说：“由于1年来我军在内线作战大量歼敌的结果，蒋介石被迫放弃他的全面进攻，而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集中兵力进行绝望的所谓重点进攻。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60个旅，45万人；陕北34个旅，25万人。正像刘司令所讲的：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联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和全国各战场兄弟部队一道，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时，刘伯承插话道：“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邓小平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随后，刘邓精心部署了南进行动，命令部分兵力在鲁西南展开攻势活动，并到黄河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假象，吸引各路敌军继续向鲁西南开进。待敌人包围圈将拢未拢之际，我军主力部队分三路南下：以第三纵队为东路，以第一纵队及中原独立旅为西路，以第六纵队及野战军直属队和中原局为中路，各路部队沿着不同路线同奔大别山腹地。另以暂别刘邓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5个纵队，在鲁南、鲁西南地区积极寻歼敌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南进。最后，刘邓要求大家，立即行动，从速做好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7日夜，部队按计划从鲁西南的巨野、郓城地区出发了。8月8日夜，部队通过菏（泽）巨（野）公路后，便分兵三路，分别向南疾进。邓小平走在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所率的第二、第六纵队的中间，13日晚，指挥中路部队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跨过陇海铁路，闯过了南征途中的第一道障碍。

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蒋介石的几十个旅穷追不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刘邓大军本来就疲倦不堪，未及好好休整，现在又冒着酷暑踏上南进征程，马不停蹄地向南奔驰。不少战士病倒了，躺在路旁。邓小平见状，心痛难忍，要是往常，他会命令部队抬上他们，一同行军。可眼下，大军南进，事关全局，刻不容缓，他必须率领部队咬紧牙关，抢在敌人之前进入大别山。他看了看病倒的战士们，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把自己带的草帽和身边仅有的一些急救药品、水和其他防暑物品留给他们，嘱咐他们休息之后，设法赶上部队。同时，邓小平指示政治部，向所有进军大别山的部队发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号召，要求各级指战员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共同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

14日，部队进入豫皖苏解放区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蔡园一带。在这里休息了两天，补充了一些粮食、弹药、药品，安置了一部分伤病员。17日晚，到达黄泛区。

刘邓大军的这一突然行动，给蒋介石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在他的重兵进逼下，刘邓大军“立足不稳，被迫流窜”，遂以整编第四十六师一部进至沙河布防，以主力20多个旅尾追刘邓大军，妄图把刘邓主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与沙河之间。

黄泛区位于皖北和豫东交界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沼泽地”，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没腰，深处没房、没树，荒无人烟。这是1938年6月蒋介石不顾当地人民死活，在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改道造成的。打这以后，每逢黄河涨水，这里就成了一片“泽国”，人称“黄泛区”。

战士们手拉着手，臂挽着臂，排成八路纵队，摇摇晃晃地踏进了没膝深的污泥浊水。邓小平裤脚管也不挽，双臂搀扶着刘伯承也下了烂泥坑。黄泛区，除低洼地方还有大大小小的水坑，大多是一片滩地，看上去似乎便于行走，可一脚下去，却是稀烂的淤泥。有的战士不晓得这淤泥的厉害，急于走出滩地，可前脚起，后脚陷，使劲越大，陷得越深。在平原上纵横驰骋惯了的战马，陷在这片“沼泽地”里，急得直吼，可越是挣扎，越往下陷。一些参加过长征、走过草地的战士，见如此情景，不禁深为感触地说，这真可以说是“第二个草地”呀！

邓小平搀扶着刘伯承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淤泥中吃力地走着。刘邓在行进中，要求部队尽量轻装，多找熟悉黄泛区地形的老乡带路。一些重炮推不动，炮手们就把零件拆下来，一件一件地扛着走。对于一些弄不走的大车和榴弹炮，只得忍痛丢掉或炸毁。

在黄泥滩里奋战了近两天，部队终于胜利地通过了黄泛区。接着，刘邓大军急行军，直奔沙河北岸。由于先遣部队事先收集好了船只，架好了浮桥，部队顺利渡过沙河。

刘邓率部渡过沙河后，蒋介石才察觉到刘邓的作战意图，解放军不是“向南逃窜”，而是有计划地战略行动。他急忙改变策略，调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五师和六十五师等大批部队，星夜兼程赶往汝河南岸，妄图与尾追刘邓野战军的20多个旅南北夹击，在汝河一带歼灭刘邓大军。

汝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河面虽然不宽，但水流湍急，两岸陡峭。刘邓部队徒涉不可能，而渡船又早已被敌人拖走或砸沉。担负先遣任务的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旅，一面派出侦察连沿河岸寻找渡船，一面派出工兵连到附近村庄搜集漂浮器材，准备架设浮桥。

24日早晨，敌机飞临汝河上空，在野战军先遣部队第十八旅的头上盘旋低飞。中午时分，汝河南岸西南的公路上，突然尘土飞扬，人喊马嘶，黑压压的敌人由西向东，进至油坊店到汝南埠一带，敌我隔河形成对峙状态。这时，敌追兵先头部队3个整编师在蒋介石的严令下，离汝河也只有50多里路，一天工夫就可以赶到。刘邓所面临的形势是：前有阻师，后有追兵，中间还横着一条正值汛期的汝河。形势可谓险恶万分。

先遣部队第十八旅在旅长萧永银的指挥下，乘敌整编第八十五师立足未稳，以五十二团实施抢渡。第一批野战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利用仅找到的一条小木船和自扎的木筏子，向河对岸冲去。经过10多分钟的强渡，终于攻占了汝河南岸的大雷岗，为后续部队打开一个突破口。与此同时，工兵连等在河面上架设浮桥，至下午3时许，五十二团主力沿着刚架好的浮桥跑步进入大雷岗。

夜幕降临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赶到汝河边。这时，对岸敌人为防备刘邓大军夜间渡河，便沿20多里的长河沿岸点起熊熊大火，顿时火光冲天，把汝河水面映得通红。刘邓马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研究部署渡河作战方案。

担任掩护指挥部渡河的指战员们，回忆这次强渡汝河的战斗时说：敌机轮番低空轰炸，浮桥着火了……南岸的阻敌用迫击炮来轰，炮弹落在浮桥上，浮桥炸坍了。逢山开道、遇水造桥的工兵，又从附近村子里扛来门板、芦苇、秫秸，把门板铺在浮桥上，又铺上芦苇和秫秸，用绳子把它们捆好，结果又被飞来的炮弹打坍了……

工兵战士不顾敌人的疯狂扫射，冒着射来的密集子弹，勇敢冲上前去，他们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把炮弹打坍的门板再捞来，来不及用绳索绑好，有的就用手拉着，有的用身体顶着。就这样，刘邓大军杀出一条血路，胜利地渡过浮桥，奔向淮河渡口。

淮河，是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险关。26日晚，刘邓率指挥部和第六纵队主力来到淮河北岸。据前卫部队报告，淮河是可以徒涉的。不料，刘邓大军到达时，上游突然涨水而无法徒涉。而且，淮河上下百里渡口的船只都被敌人烧毁或破坏，部队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岸边的芦苇中寻出仅有的十几只小木船。整个部队仅靠这十几只船在短时间内渡河是办不到的，而敌人正向这里急速赶来，情况万分危急。

正值雨季，淮河河深水急，无桥、少船，河面又宽，十几万大军怎么过？敌人的追兵已经很近了，背水作战是军家大忌。“情况万分紧急，时间不等人。我认为，我和伯承分开，伯承、际春带司令部先行渡河，指挥已渡河的部队，实行战略展开。李达留在淮河边，继续指挥渡河，能渡多少就渡多少。我负责组织部队阻击尾追敌人，掩护全军渡河。”邓小平开口说。

“政委的话就是命令，我们分头行动吧！”刘伯承立即表示赞同。

在小屋门口，邓小平与刘伯承握了握手，便去组织部队，部署阻击尾追敌人事宜。刘伯承则来到渡口，指挥部队渡河。他凭着多年的经验，怎么也不相信淮河真的不能徒涉。他拿了一根长长的竹竿，跳上渡船，准备测量一下河水深度。他不停地用竹竿探测着水位，发现有的地方河水并不深，流速缓慢，只要插上标杆，部队完全可以沿标杆徒步涉河。后来，他又意外地看到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这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当即，刘伯承派人给李达送去一封信，叫他迅速组织部队徒涉，并通知邓小平。

邓小平正在组织后卫部队准备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突然收到可以徒涉过河的信。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过淮河，刘伯承去探河，水深在脖子下，刚刚可以过人。这就是机会呀！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

渡过淮河的刘邓大军勇往直前，于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29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大别山北部之商城、罗山地区钳制尾追的敌人，掩护第三、第六纵队分别向大别山南部的皖西、鄂东展开，创建根据地。刘邓大军的南下跃进行动，像一把利剑刺向蒋介石的胸膛。

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的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二十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邓小平在论述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这样说：“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

一向爱兵如子而又治军极严的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爱”与“严”交织的两难中挥泪肃军纪。为了打开局面，刘邓分开行动，邓小平倚仗自己年轻靠前指挥。

渡过淮河，刘邓大军很快踏上了弯曲的坡道。上了大别山，欢乐的歌声立即此起彼落地唱了起来。战士们仿佛把中原的风尘和连日夜行军作战的劳累，一起丢在淮河北岸了。

大别山的9月，说不上是最美妙的季节，然而，那秀丽明媚的景色已使战士们悄然入迷了。路边，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山坡的一面是茂密的马尾松，另一面却是数不清层次的梯田，处处葱绿。村庄大都在高大的竹林掩映之下。

大别山是这样富庶、美丽，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掠抢，大别山的人民却生活在贫穷和悲伤中。很多房屋被敌人烧毁了，人们穿的是破衣烂衫，不少人长粗脖子，面带菜色。他们搞不清这是什么队伍，用惊奇和恐惧的眼光注视着队伍开过来。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东起淮南路，西至平汉路，北连淮河，南临长江，突出于武汉、南京之间。刘邓大军一旦控制该地区，就可切断国民党军津浦、平汉和陇海3条交通线，还能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瞰制中原，成为解放军进行战略机动，夺取中原和进军江南的战略要地。同时，必将牵动蒋介石的中枢神经，迫使其从山东、陕北战场抽调兵力回援，与刘邓大军争夺这一战略要地。

战争如棋局，往往一手高招，满盘皆活。但走出一步好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还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毛泽东就对刘邓十几万大军远离后方，长驱直入敌战略腹地创建根据地的前途作了三种估计：一是付出代价站不住脚，退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完成重建根据地的任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力争最好的前途，指出千里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是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后，面临重重困难：当地反动势力尚未摧垮，仍在暗地里搞破坏，威胁和控制群众；大别山生活相当艰苦，加上远离后方上千里，部队补给十分困难；严冬将至，十几万大军没有御寒准备。由于斗争形势险恶，环境艰苦，部队中出现了畏难怕苦情绪，一些干部战士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信心不足。

为了在大别山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邓小平指示说：“我们在大别山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和‘多打胜仗’，开动这两个车轮子，把革命推向前进。”他分析说：“敌人一定会从其他战场抽出兵力来到这里同我们争夺和扭打。但是，我军从北方到南方，由平原到山地，由有后方到无后方，各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定会感到不习惯、不适应。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寻找战机，歼灭一定数量的敌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开辟新区工作。搞得好，打它几个回合，我们就有可能站住脚。”

一天，邓小平率野战军司令部来到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的一个村子里。听说村里有个老红军家属家里只有3升米，而部队征粮的同志却硬要他拿出2升米，他十分生气。他焦急地对刘伯承说：“如果照此下去，老百姓不是更不敢接近我们了吗？”他们连夜商量，起草了一份《粮草通知》，内容是：部队征集粮草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同时要向老百姓说明白，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如数付清。

在大别山，邓小平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群众的重要一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毫不含糊。在率领部队行军、走村过店时，他宁可在麦场上坐等到天亮，也绝不去打扰群众。有时候，在田间地头找一个草棚，点亮煤油灯，摊开地图，与刘伯承一起研究作战行动。

在一次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上，邓小平严肃地说：“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要多打胜仗，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后，凡是出现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部队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他还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指示成立了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约法三章公布不久，便发生了一件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一位店主为躲避刘邓大军，跑到山上藏匿。结果，野战军警卫部队的一个副连长趁机拿了他家小店铺里的粉条、花布、火柴等东西，正好被执法小组撞见了。这件事立即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了汇报，略加思索，当即下令按约法三章办事，枪毙这个副连长。

会审大会开始了，直属部队坐在一边，前来观看的老百姓坐在另一边，会场寂静无声。由于这个副连长平时打仗勇敢，表现不错，许多人请求司令部饶恕他，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前来为他求情。那个店主闻声赶来，对主持大会的同志说：“早知大军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会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请刀下留情。”

负责督办此事的张际春副政委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请示邓小平能否宽大处理。邓小平听了严肃地说：“群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既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如果对一个副连长姑息、迁就，不能执行纪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纪律怎么办？不下决心严整军纪，部队的纪律就会继续坏下去，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而我们在大别山也就站不住脚！”

当天下午，这个副连长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枪决了。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枪毙了个副连长，避免了10个100个像副连长这样的干部和战士重犯错误，教育了更多的人从中吸取教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从此，全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再也没有发生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

10月1日，刘邓率领野战军指挥部和7个主力旅从光山出发，向大别山南部的鄂东一带移动。秋天的大别山，露寒霜重，秋高气爽，一眼望去，层峦叠嶂，峰回路转，越往前走，山越高越险，越往上爬，路越窄越陡。邓小平、刘伯承和战士们一样，每日踏着挂满露水的荆棘、草丛，翻山越岭，行军打仗。刘伯承年近花甲，眼睛又不好，爬山时常拄一根棍子。邓小平比他年轻，两手拽住野藤一个劲地往上爬，不时地停下来，等刘伯承上来了，搀扶着他一起走。

考虑到刘伯承年事已高，爬山太困难，邓小平曾指示军政处处长杨国宇设法搞一副担架，挑选几个壮小伙子轮流抬司令员上山，可刘伯承说什么也不肯坐。他说：“我年龄是大了，可哪天掉过队？我坐着担架指挥打仗像什么样子？”邓小平见劝不动，只好叮嘱警卫员多加小心，务必保护司令员的安全。

在我军实行战略展开时，蒋介石慌忙调集兵力跟过淮河，对我军实行追击和“围剿”，企图在我军立足未稳的时候，利用我军无后方作战的劣势，把我军歼灭或“困死”在大别山。

一天，一架有“青天白日”标记的银灰色敌机，从南京方向飞来。飞机沿着大别山山岭和山沟转悠着，突然在飞机的尾部拉起烟来，过了一会儿，半空中飘起红红绿绿的纸片。警卫员连忙跑去拾起几张，递给首长。这些纸片中，有蒋介石的《告大别山民众书》，有《致刘邓部官兵公开信》。刘伯承眼力不济，问邓小平：“上面还有我们两个的照片？”朝传单上瞥了一眼的邓小平风趣地说：“用不着我们花钱，白洗这么多照片！”在这张传单上，印着蒋介石的手令，上面是一行醒目的大字：最高赏格。传单中说，谁若能活捉刘、邓，悬赏500万元。刘伯承逗着笑说：“想不到我们还很值钱嘛！抓住我们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咯！”“这正是蒋先生的悲剧，他悬了多少次赏，能把共产党人怎么样？！”邓小平只是向红绿传单上瞟了一眼，便顺手递给别人……

在蒋介石军队到达大别山北部地区企图对野战军主力实行合围时，我军另一部主力突然乘虚出鄂东，歼灭地方武装800余人，并在黄陂以东的柳子港、李家集歼敌五十二师和新十七旅的一部分部队。接着刘邓大军挺进皖西的一个纵队，全歼了敌六十二旅4000余人。打了这几个胜仗以后，我军主力继续向长江沿岸推进，攻克了武穴、团风等重镇。这时，已成惊弓之鸟的蒋介石对我军的行动又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我军马上要打过长江。他立即命令与我军在山南周旋的第四十师和第八十二旅，迅速尾追我军，阻挡我军过江。刘邓出其不意，指挥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广济的高山铺地区把这股敌人全部消灭了。

11月的大别山，已进入深秋季节，然而，野战军战士们仍穿着南征时被汗水浸透的那套单军衣。白天行军打仗还好凑合，可一到夜晚，露寒霜重，寒风袭人，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难以成眠。连日来，邓小平看到战士们在潮湿寒冷的野外冻得背靠背，身挨身，蜷缩成一团的样子，他心焦如焚，夜不能寐。严冬将至，寒意逼人，解决全军的棉衣已成为当务之急。过去，部队在内线作战，有后方接济，有老区群众的支援，每逢这时，棉军衣早已发到战士们手中。可现在是在新区作战，远离后方，物资匮乏，而且大别山区群众的生活也很艰苦，要在较短的时间里解决10余万大军的冬装，谈何容易？

周恩来发来电报，说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十分关心刘邓大军的冷暖，正在筹集棉衣，准备调部队护送运进大别山区。看到这份电报，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沉默了。他们感受到了党中央的温暖，但是作为一支大军的统帅，他们知道这么多人马的棉衣要有多少骡马运输，要有多少部队护送，要冲过多少封锁，要有多少战友流血啊！于是，他们复电时表明“自己动手，解决寒衣”。

做棉衣，谈何容易？在大别山区，到哪儿去找这么多布匹、这么多棉花、这么多裁缝？刘邓派出部队，到长江边的富裕地区解决布匹和棉花；各级首长带头，自己动手做棉衣。布匹和棉花都搞来了，布匹五颜六色，质地不一，棉花也多是带籽棉。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用树条、竹鞭和自制的弹弓来弹棉花，用稻草灰和锅底灰把布染成灰色，然后脱下单军衣，依样画葫芦，裁的裁，剪的剪，自己动手，缝制棉衣。

邓小平和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一针一线地缝制。他还和刘伯承一起经常到野战军直属队去检查战士们做棉衣的情况。这天，邓小平和刘伯承走进警卫排的院子，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个战士取笑打闹，原来这个战士做的新棉衣，前襟吊起来老高，脖子后面却鼓起一个兜兜，那兜兜大得能放进一个大搪瓷碗。邓小平见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刘伯承走上前去，从衣领兜兜处拿出那只大碗，然后叫那个战士把棉衣脱下，放在门板上，邓小平连忙上前帮他拉平了袖子。刘伯承拿着剪刀，比着碗口，裁好了领口，又让其他同志缝好，不大不小正合适。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示范和指导下，战士们互教互帮，边学边缝，半个月后，全军指战员终于都穿上了自己缝制的棉军衣。

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缝好的那件棉衣穿在身上，他仔细端详着、欣赏着，然后笑呵呵地对刘伯承说：“你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地道的中国手工艺品嘛！”后来，这件棉衣一直伴随着邓小平转战大别山，度过了大别山最寒冷的冬天和最艰难困苦的岁月。

11月1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对如何围歼刘邓大军又作出新的部署，使大别山的斗争更为残酷。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巩固的关键。根据大别山根据地的恶劣环境，刘邓决定主力部队分开行动，实行战略再展开。这样，作战指挥部必须分成两部，分别指挥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

在谁留在大别山指挥、谁去淮西的问题上，自然又经过了几番争论，最后，还是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部留在大别山，刘伯承、张际春等率后方指挥部和中原局到淮西地区。

邓小平十分清楚，主力部队分遣桐柏、江汉、淮西后，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七八万人，而敌人的兵力多达33个旅，30万人。在敌众我寡、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将会越来越艰苦，处境也会越来越危险和困难。正因为如此，他极力坚持让刘伯承到淮西，自己留在大别山。在邓小平与刘伯承共事的多年里，每当遇到情况紧急、处境危险，指挥部不得不分开行动时，邓小平总是以自己年轻为由，“固执己见”地坚持自己到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

又要分手了。邓小平为刘伯承送行，他们边走边说，送了一程又一程。“敌人如果知道我军有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必然会疯狂地扑向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这样，你的担子会更重，处境也会更危险。”戎马一生、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刘伯承已经预料到，大别山将有一场激烈的恶战，他当即决定，把原准备带到淮西的警卫团留在大别山，并一再叮嘱李达参谋长千万注意保护邓政委的安全。

12月10日夜晚，刘伯承率领前方指挥部、中原局机关和第一纵队，从礼山县（今大悟）东北的黄陂出发北上，向淮西转移。临行前，刘伯承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在大别山千万要注意，我还是不放心哟！”邓小平则充满信心地说：“放心吧，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邓小平部在大别山区不停地转移，牵制着国民党军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过近两个月的斗争，共歼敌正规军和地方保安部队1.5万余人，收复了太湖、英山、立煌、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10余座县城，取得了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重大胜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一个，李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那里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就这样搞了两个月。”

从秋到冬，从冬到春，转眼到了1948年的春节。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在连续的转战中，大家迎来了春节，有几天休息，野战军指战员们高兴得不得了，都想着苦中作乐，改善一下生活。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干起活来雷厉风行，有的去买猪，准备好好包一顿饺子，有的到山里打柴，有的去采木耳，还有的背着筐到池塘里去打鱼。

邓小平带着警卫员，到各处检查。忽然，不远处的山坡上传来了一阵欢呼声。这是怎么回事？邓小平往山坡上看去，看不出究竟来，便快步走过去。原来是几个战士正在捉池塘里的鱼。因为没有称手的工具，总也打不上鱼来。有一个战士想出了高招，看到这个池塘是在山坡上，就在下方刨了一个口子，水从缺口处流出来，鱼也跟着冲了出来。战士们又在出水口处加了一个筐，鱼便落到筐里去了。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捉了不少的鱼。战士们为这成果欢呼，也为自己的“发明”欢呼。正是这欢呼声引来了邓小平。

邓小平看着筐里活蹦乱跳的鱼，嘴角也浮现出笑容。他拍着一个战士的肩膀说：“你们不简单，能想出办法来。特别是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有这么高昂的情绪，值得表扬。”战士们都静静地听邓政委讲话，心里很高兴，毕竟受到了表扬。可是，邓小平话锋一转：“可你们想过没有，这也是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你们晓得这池塘的水是干什么的吗？这鱼是谁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忘记了？”战士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这水是群众为抗旱准备的，鱼也肯定是老百姓的。你们只顾眼前，放跑了水，捉去了鱼，将来群众怎么抗旱，又怎么能保证收成呢？”听了邓小平的话，战士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低下了头。邓小平接着说：“水已流走了不少，再也收不回来了，你们要找到老乡道歉，赔偿损失。鱼呢，按斤付款。今后不能再干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了。”

春节前夕，邓小平率部进驻金寨县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把金寨县搞得破败不堪，百姓们穷得揭不开锅。邓小平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痛心。除夕夜，辞旧岁、迎新年，金寨县委书记等一班人，代表老区人民，拎着鸡、羊、猪肉等贺年礼给邓小平送来，并再三请求邓小平收下。邓小平说啥也不收，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解放军不能再增加群众的负担了。人民群众慰问子弟兵的心意，我代表部队领了。这些贺年礼物，你们还是带回去吧，想办法让群众过个好年。”

有个年纪稍大的县委干部见邓小平态度坚决，便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请首长把东西留下，就按部队的纪律公买公卖吧，我负责把折款交给群众。”邓小平仍然不允，说：“这些东西在市场不容易买到，你们还是把礼品还给群众，让他们好好吃一顿过年饺子。”

县委同志走后，警卫员对邓小平说：“不收慰问品，我们总可以用钱买吧。现在您把礼品推掉了，我看过年吃啥？”邓小平拍着警卫员的肩膀，笑着说：“从古以来，我还没听说过花钱买慰问品的事。”他停了一下又说：“还是快拿出来吧！”警卫员无奈地把早就准备好的几个硬麦饼和一点红枣放在桌上，说：“就这些！”邓小平笑呵呵地说：“好啊，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年饭了。”

在刘邓内外线的密切配合和华野（三野）、陈谢（陈赓、谢富治）兵团的积极支援下，我军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国民党军在围攻大别山的过程中，不仅屡屡扑空，疲于奔命，毫无收获，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

2月24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率领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安徽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及中原局会合。2月28日，靠近淮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穿过敌人的封锁、包围，转至淮河以北，与第一纵队会合，进入休整。3月初，位于皖西的第三纵队和位于鄂东的第六纵队亦开始向大别山北部移动；3月下旬，部队在潢（川）、固（始）、商（城）地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后，遂向北推进，胜利渡淮，于月底到达淮河北岸。至此，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

中原战场上的三位四川老乡，硬是把一锅没煮熟的夹生饭给一点一点地吃下去了。蒋介石闻之如丧考妣，连声吼道：“完了！一切全完了！”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加强中原局及中原部队的领导，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陈毅仍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

刘、邓、陈都是四川老乡。邓小平和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后来又一同在中央苏区工作。刘伯承和陈毅也是多年的老战友。如今，他们重逢在中原，并肩战斗，十分高兴。陈毅从华野出发时，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参谋。到了中原，陈毅见刘邓都不用秘书，每天都在作战室办公，他就把自己带来的秘书编入新成立的参谋作战科工作。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毛泽东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分阶段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战局和中原、华东战场的军事形势，亲手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震惊世界的大战役。

在淮海战役即将开始之际，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决定，中原野战军决定实行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方针。由邓小平、陈毅组成前方指挥部，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一纵、三纵、四纵、九纵夺取郑州，进而向东横扫陇海路，从西面威胁敌重镇徐州。由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留在豫西指挥中原野战军一部，钳制敌武汉白崇禧重兵集团，以阻遏或迟滞其东援淮海战区的任务。

1948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做动员报告

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刘伯承与邓小平这次又要分开作战了。离别之前，邓小平对眼中布满血丝、神情显得有点憔悴的刘伯承说：“伯承，可要注意节劳哟，你要累垮了，毛主席可要打我们的板子了。”刘伯承对剃着光头、瘦得眼窝都陷下去了的邓小平说：“放心，我这个身体是久经考验的了，你倒是要多注点意，少抽点烟，有好处。”陈毅在一旁说：“你们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话音刚落，3个人都开怀大笑起来。

淮北临涣集一座名叫文昌宫的唐代建筑，当时成了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地。11月10日，邓小平、陈毅在此迎来了自豫西风尘仆仆、星夜兼程赶来的刘伯承。邓小平笑着说：“伯承，一路辛苦了。”陈毅说：“老刘，你的口福好啊，这里的酒宴刚摆下，你就到了。”刘伯承风趣地说：“我可就是空着肚皮闻着酒菜香赶来的呢！”

“这下可糟了，又来了一个‘大肚汉’，蒋介石恐怕是付不起饭钱就倾家荡产了。”邓小平打趣地说。刘伯承说：“蒋某人一向爱好搞馆子战术，如果这次他还想把西北、江南的残茶、剩饭全端上来就更好，不过是胀胀肚子罢了，绝不怕撑死。”

说笑了几句，刘伯承马上转入正题：“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打宿县，军委表示同意的电报来得也正是时候，孙元良兵团刚刚经宿县北上徐州，黄维、李延年兵团尚有一段距离，早饭已过，午饭未到，宿县正放在空档上。蒋介石把他在中原的兵力部署称为‘常山之蛇’。我们在徐州以东围歼黄百韬兵团，是夹住了蛇头，牵制从华中来援的黄维兵团，是揪住了蛇尾。现在要拦腰一刀，攻取宿县，拿下这个南北要冲之地，就完全孤立了徐州刘峙集团。这叫作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除之而后快。”

邓小平接着说：“看来你是早有腹案了，部队天天吵着要打仗，早都憋急了，不是打电话，就是派人来。这回好了，你就快下命令吧！”刘伯承宽厚地笑了笑，说：“我初来乍到，还是由你和陈毅来吧。”急性子陈毅说：“谁下都一样，反正我们仨是砣砣，就一齐来吧。”

中野部队攻下宿县后，11月16日传来了中央关于成立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的指示：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在刘、邓、陈的指挥下，中野部队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攻占了宿县，孤立了徐州之敌，全歼国民党第七兵团，兵团司令黄百韬毙命。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哀叹：“黄兵团覆没，所谓徐蚌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我军攻占宿县后，对国民党军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蒋介石急调黄维、刘汝明、李延年3个兵团妄图夺回宿县。此时，毛泽东及淮海前线总前委正在冷静地思考，勾画着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蓝图。

蒋介石急得发疯，命令空军对我军环形阵地和补给实施疯狂袭击，不分日夜，像卷地毯一样，见村庄就轰炸，见人就扫射，不但企图破坏我军的阵地和支前粮弹运输，更梦想把我总前委驻地炸掉。那片土地上有上千个村子，他们只得盲目地乱炸一通。总前委驻地此时移至宿县西北的临涣集东面二三里地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李家村。虽然这里已能清晰地听到双堆集方向的隆隆炮声，但要找到它却像大海捞针，它太小了，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它确实只如一颗芝麻粒大。不但国民党空军找不到，就连同村庄住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些解放军和别村住的有什么不同，毕竟总前委的同志与其他战士穿的都是一样的灰军服。

小李家村简陋的作战室，是淮海战场我军的神经中枢，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部。它不分昼夜地运转着，联系着上至中央军委，下至成千上万的将士，它一分一秒也不能停歇，如有一点差错，就会使部队遭受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就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也可能让敌人钻了空子，影响到战役某一个局部的胜负。

在这厚重而庄严的任务面前，刘、邓、陈改变了以往作战时的生活常规。以往作战，他们在战斗命令下达之后，一般情况下，夜间可略事休息，由李达参谋长掌握部队行动；战斗进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再临时请示他们处理。可是在这次关系着中国革命进程的规模空前的大战中，刘、邓、陈决定：3人轮流值班，全天24小时一定要保持有一位首长亲自掌握全局。邓小平、陈毅一向对刘伯承像兄长一般地尊敬和照顾，刘伯承考虑到这一点，就先发制人，抢先提出：3人一视同仁，昼夜值班，平等待遇。但是，邓小平、陈毅坚决反对，以二比一的票数，否决了刘伯承值夜班的动议，只保留了遇特殊重大情况时，夜里也可把刘伯承叫起来一起商议。

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我身体最好，尽量多值夜班。”陈毅说：“那不行！值夜班的权利一定要我们二人分享！”保健医生翟光栋在一旁听着这场很有意思的争论，尤为感动。电话铃声往往通宵不断，电报雪片般飞来，还常常有纵队首长黑夜叩门，或派出轻骑急骑前来请示任务、递送报告。战况瞬息万变，首长们不离作战室，辛劳思虑，眼看着他们一天天瘦下去：刘伯承的眼镜架都松了，陈毅本来爱吃肥肉，翟光栋常对他控制饮食，现在他却自行减食了，连平日最注意军容的邓小平这些日子胡子老长了也顾不上刮。

这一时期，淮北平原出奇的冷，并且一时大雪纷纷扬扬。每天清早，邓小平只穿着一个裤衩，来到小李家村的井边，站在雪地中。警卫员站在一个凳子上，提着满满一桶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从邓小平的头上浇下去。邓小平一面用毛巾猛搓，一面连连说：“好痛快！好痛快！”随陈毅从华东野战军来的保健医生翟光栋，自然不了解邓小平的这一生活习惯。一天，翟光栋恰好经过，于是忙上来劝阻：“邓政委，这怎么能行，大雪天还能洗冷水澡？”“怎么不行？翟医生，你放心，我多年来都是这样，早已习惯了，不会着凉的。洗冷水澡有益健康，能清醒头脑，你这个当医生的应该比我懂啊！”在雪地里光着膀子的邓小平也没忘开句玩笑。

11月30日，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歼灭敌军黄维兵团的战斗已取得很大进展。黄维被围后，曾企图组织全兵团突围，但打先锋的国民党一一〇师在共产党员廖运周师长的率领下，举行了战场起义。蒋介石看到黄维处境危急，北上不得；而徐州方面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又遭我军坚强阻击，南下不能。蒋介石让南北两军会师宿县的计划落空了。蒋介石心想，素称精锐的嫡系黄维兵团如果被歼，那么对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士气等方面将产生无法估计的坏影响，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蒋介石下最大决心要救出黄维。他亲自召集紧急会议，商讨解救黄维的办法。几经争论，最后定下了一个方案：放弃徐州，杜聿明率邱、李、孙3个兵团，经永城南下，靠拢黄维，再夹击共产党中野部队，以解救黄维。

敌人放弃徐州南逃的计划，本是高度“保密”的，但面临崩溃的军队进行这样庞大的兵团行动，要做到保密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军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急电总前委：首先截住杜聿明集团，不让其西进或南下与黄维会合，堵住后予以围歼，黄维兵团则应加速歼灭，对蚌埠方面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坚决阻击，不准其北上。

根据军委及总前委指示，华野对整个部署作了紧急调整，命令所属11个纵队全力以赴，堵截杜聿明集团。中野各纵则调整了围歼双堆集黄维兵团的部署，加紧准备发起总攻击。

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向西南方向逃跑的时候，翟光栋夜间进入总前委作战室，看见邓小平嘴唇紧闭，目光冷峻，表情十分严肃地站在电话机旁。参谋正聚精会神地急切呼唤总机，向一个似乎平日不常通话的地点要电话。翟光栋从邓政委严峻的神情中感觉到了军情似火。

一会儿电话要通了，参谋急问：“豫皖苏第三军分区吗？找你们司令员听电话！”这电话是专找永城的。永城，在徐州西南约90公里处，要是路上没有阻拦的话，徐州出来的敌人机械化部队也许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如果让敌人到了永城，他们往西可以分散逃走，往南则可兜击我军南线兵团。邓小平从参谋手中接过电话，先询问了永城守备部队情况，接着简要地告诉对方，杜聿明集团正逃往永城及其意图，随后，邓小平提高嗓音，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电话里传来对方高声的回答：“首长，我明白了！不准敌人通过永城！”邓小平又加重语气说：“打到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住！”“请邓政委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打到一兵一卒也不让敌人通过！”对方坚定地回答。

对方的回答使邓小平有些放心，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使对方增强信心，他又说：“再重复一次，增援部队正在往你们那里赶！”对方又作了一次响亮的回答。接着，邓小平又鼓励了几句，才放下电话。

在淮海战场上，虽然敌我双方共有100多万军队在进行激烈战斗，但在徐州敌人突然西逃的紧急时刻，永城那个小小的地方，驻守永城的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就是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作为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才打破了平时由参谋人员与下级联系的程序，也超越了层层指挥机构，而亲自向一位军分区司令员直接交代任务，使军分区司令员了解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立即率领部下去英勇作战。

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与重托，顶住了敌人先头部队一天多的猛烈进攻，直到增援的大部队到达，挡住了敌人西逃去路，将徐州逃敌3个兵团全部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两天后，我军全歼了杜聿明集团孙元良兵团。

12月4日起，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进入最后阶段。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围着地图和沙盘，时而交谈，时而沉思。他们鉴于黄维兵团的总兵力被歼了三分之一，机动兵力明显不足，各军都残破不堪，粮弹无着，士气低落，遂决定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黄维见大势已去，于12月15日晚决定采取“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方针，率残部突围，以求死里逃生。无奈解放军围得严实无缝，无隙可钻。很快，黄维兵团全部被歼，黄维、吴绍周、杨伯涛、覃道善等高级军官全被活捉。黄维等人被押到总前委时，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招待他们吃了顿饭。当时，黄维还不甘心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邓小平说：“即使你们暂时脱逃了，最终还是要被消灭的，最根本的是你们的反人民战争激怒了全国人民。”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强大的总攻。战火纷飞，烟尘翻滚，遭到野战军致命打击的蒋军头目们，知道死到临头，再无顽抗的能力了。邱清泉被击毙前，无可奈何地拿起电话，向各军申明自己不再执行指挥职权，要各部队自寻生路；李弥撇下部队逃走时连声哀叹：“炒豆子的时刻到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

1月10日，杜聿明残军约20万人覆灭。一群黑压压的国民党俘虏，正由前沿地带被押下来。他们排成20多路纵队，打着白旗，踩着撒满一地的国民党证、“蒋大总统”元旦文告，规规矩矩地到我军指定地点缴枪。一路上，有人向俘虏问：“你们是哪个部分？”他们总是回答：“提不得啦，我们一个人一部分！”有时，没有人押送的俘虏还问：“到你们俘虏营走哪条路？”由此足见国民党军士气的低下，在解放军的深重打击下部队极其混乱。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杜聿明没有走在俘虏中，他是被担架抬走的。

经过66天的激战，我军大获全胜，以60万战胜了国民党80万军队。我军以伤亡13.4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1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计55.5万余人，连同在阻击蚌埠敌军中歼灭的5万余敌军，总共60余万人。

捷报传出，世界震惊。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这位率领苏联军民击败强大法西斯德国的伟大统帅也为之惊讶，称赞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奇迹。

消息传到西柏坡，毛泽东欣喜异常，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贺电。后来，毛泽东又十分高兴地对邓小平等同志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丧考妣，痛苦不已，他撕心裂肺地吼道：“完了！一切全完了！”淮海战役结束后的第11天，蒋介石便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随即离开了南京，从此一去不返。

蒋委员长悬赏缉拿多年的人，没想到有一天倒找上门来了。然而，“总统府”已是人去楼空。邓小平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心潮澎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连同特种兵及地方部队，总兵力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构成有效的防御。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已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名义宣告“引退”，转入幕后操纵；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代而难“统”；孙科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在这“一国三公”的局面下，他们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再次玩弄起反革命的两手：一面高唱“和平”，假装与中共进行“和谈”；一面搜罗残兵败将，扩充军备，加强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遏解放军南进，实现“隔江而治”。

当时，国民党军鼓吹长江防线是“陆海空立体防线”，叫嚣南京是“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扬言“共军要过长江，必遭曹操83万人马下江南的结局”。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主张，国共双方以长江为界停火，求得南北分治的和平局面。人民解放军要不要打过长江去？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的眼光紧紧地凝视着地图上的长江。在中国历史上，这道天险曾造成南北割据。毛泽东不希望历史重演，中国的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在江南，自从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就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江南存在，只有一些游击队。所以早在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时，毛泽东就有过派叶飞、陶勇两员猛将出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但后来为保证刘邓大军能顺利进入大别山，放弃了这个设想。到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为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配合中原战场作战，电令粟裕亲率3个纵队，组建1个兵团，渡江南下，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后来考虑到先在长江以北消灭蒋军主力，打大歼灭战，又放弃了这一计划。

现在，解放全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国民党虽高唱“和谈”，但明眼人都知道他们并无诚意，而是妄图划江而治，造成中国的分裂。为了赢得政治上的主动，为了赢得时间，以便让林彪所率的第四野战军南下，配合二野（中野）、三野（华野）一起打过长江，推翻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党中央一边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一边加紧渡江准备工作。

1949年3月，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召集邓小平、陈毅商讨渡江作战问题，对渡江作战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为了适应渡江战役的需要，根据中央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统领二野、三野承担渡江任务。毛泽东拉着邓小平的手郑重地说：“渡江作战就交给你指挥了。”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前线后，立即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会上，他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邓小平看来，蒋介石引退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这只是表面现象。他强调要继续准备打仗，立足在国共谈判破裂之时，以战斗方式强渡长江，力争战役全胜。邓小平同时指出，部队在向江南进军过程中，要防止偏安享乐、害怕艰苦、留恋城市思想的滋长。

3月31日，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和谈以揭露敌人，备战以实施渡江”的指示，结合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起草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决定渡江时间为4月15日18时。

后来，因为和平谈判的需要，为了进一步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借和谈拖延时间的阴谋，党中央在征询了邓小平等总前委领导人的意见后，决定将渡江时间推迟1个星期。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案）》上签字，并在杭州积极策划“坚决作战”“奋斗到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遂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一声令下，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分中、东、西三路大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作战。

中突击集团于4月20日夜首先起渡，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迅速占领了部分江心洲，并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敌军防线。21日，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仓皇飞赴芜湖亲自督战，但已无济于事。当夜，我东、西两突击集团又发起强大攻势，广大指战员勇猛顽强，冒着枪林弹雨，乘船直冲对岸。部队过江后，根据总前委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推进。至22日，东、西、中三大突击集团已进至香山、南闸、百丈、彭泽、南陵一线。

国民党江防部队在千里江防线被解放军全面突破后，被迫于22日下午向上海、杭州和浙赣线撤退。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总前委的指示，乘胜追击，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青阳等城镇。战役发展神速，犹如摧枯拉朽，势不可挡。23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盘踞了22年的南京。昔日的总统府，青天白日旗倏然落下。

27日，邓小平、陈毅等乘吉普车来到黄埔路的国民党总统府。只见屋内一片狼藉，文件满地，表册散落，皮圈转椅上摆着滚龙绣垫，办公桌上的台历正翻到4月22日这一天。

邓小平看了看台历上的日期，感慨道：“22年前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是手执屠刀上台的，今天他终于垮台了！”陈毅跺着地板沉痛地说：“当时蒋介石是宁可错杀一千而绝不放走一个共产党人，今天终于可以告慰这些倒在敌人屠刀之下的英灵了。”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前，邓小平戏言：“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可是找上门来了。”陈毅豪情奔放，诗兴大发，高声吟起了几日前就已打好腹稿的磅礴诗句：“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总统府会议室的墙上，徐蚌会战地图还完整地挂着。陈毅风趣地说：“可惜，蒋某人是看不到我们那张胜利的地图了，只好把这个失败的地图留下作个历史见证喽。”邓小平接着说：“老蒋不但仗打输了，连地图、总统府都留给我们作抵押了。”

许多年以后，邓小平的女儿曾问他：“你们进总统府，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吗？”邓小平笑答：“总要坐一坐嘛！”

在解放军刚进南京城时，先头部队来到国民党总统府。少数战士由于阶级仇恨和一时的感情冲动，将悬挂在厢房内的一幅蒋介石全身刺绣肖像，用刺刀捅破，眼、头、身上留下多处刀痕。这幅肖像有3米多高、2米多宽，是蒋介石身穿元帅服，肩佩军衔、胸挂各种勋章的全身像，用多种彩色丝线和金银线绣制而成，极为精美。据说是蒋介石六十大寿那年，他家乡浙江省主席请高手名匠加工特制而成赠送给他的贺寿礼品。现在被解放军战士捅上了几个大窟窿。

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尽管对战士的行为十分理解，但还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怎么能干出这种愚蠢的事呢？不能用仇恨感情代替纪律和政策！蒋介石是战争罪犯，但刺绣是高手艺匠创造的艺术珍品，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怎么能把它捅坏呢？你刺坏它干什么？有什么实际意义？刺坏了一个绣像难道就等于打倒蒋介石了？绣像是艺术品，是历史留下的东西，也是我们胜利的纪念品，破坏这些纪念品是愚昧的行为！”为此，邓小平通令全军：要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

5月1日，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后改为人民大会堂）召开解放区与地下党3000余名干部的会师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勉励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新南京而奋斗。

在欢庆会师的现场，邓小平与兵同乐。首长战士们一起谈笑着，一条小手帕飞快地在一圈干部、战士面前传递着，有节奏的鼓点，咚咚咚咚地响，只见手帕已传到邓小平手中，可他敏捷地将手帕传递给紧挨自己的那位干部。鼓点停了，手帕恰好落在那位干部手中，邓小平和群众都欢快地笑了起来，接着又是一个表演节目。

不久，中央批准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和市长。邓小平是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及第二野战军政委，肩上担子很重。这时，他受命同陈毅一道，指挥上海战役。

在南京解放之后，汤恩伯的大部分兵力都缩在了上海周围。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稠密，工业集中。国民党守军共有8个军、25个师约20万人，并在上海周围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企图负隅顽抗。

为了打好此仗，陈毅、邓小平把刘伯承、谭震林、粟裕、宋任穷等人请到总前委驻地丹阳，一起精心研究战略战术。5月12日，上海外围之战打响。5月26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攻占上海市区，汤恩伯率5万余人登上军舰逃走，其余15万敌军全部被歼。同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乘火车抵达上海。随后，邓小平参与领导了大上海的恢复建设工作。

为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派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林彪率第四野战军进军华南，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和贺龙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协同进军大西南。5月23日，中央军委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6月2日，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须准备去四川。

上海解放初期，邓小平夫妇与长女邓林、长子邓朴方、次女邓楠在住地留影

邓小平接到指示后，立即从上海回到南京，与刘伯承一起研究进军西南的有关事宜。随后，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和准备干部的部署，研究了进军西南、接管西南、调配随军干部的计划。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问题，邓小平提议在宁沪杭地区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及工人，并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组成干部工作团，随大军挺进西南。这一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会议决定把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宋任穷担任总团主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年9月，邓小平携全家第一次来到了北平。在北平，他一边治病养病，一边向中央报告工作和研究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闲暇之间，他还带孩子去西郊的颐和园，在秋水潋滟的昆明湖上兴致很浓地泛舟畅游了一番。

在北平，邓小平向新政协筹备会代表作了《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报告精彩而生动地概述了渡江战役的过程，并指出：渡江战役胜利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还有“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联合”“敌人的脆弱”等。

9月下旬，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之一，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共商建国大事。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邓小平等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等为军委委员。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作为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在30万军民热烈的欢呼声与雷鸣般的掌声中按动国旗升降开关，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广场高高升起。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播火百色、立马太行、鏖兵中原、决战淮海……血与火的洗礼已使当年广安牌坊村的翩翩少年变成了一位多谋善断、功高权重的中共高级领导人。45岁的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欢腾的人民群众，看着兴奋的毛泽东，看着城楼上下领袖与群众感情的交融，心情自然十分激动。庆典之后，他挥笔留词——“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但是，他想得更多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天，并不意味着革命和奋斗的完结，等待共产党人的是更加艰巨、更为严峻的新的历史使命。眼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把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想起故乡的穷苦人民还在受难，心情就难以平静。大西南的人民正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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