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浴血抗战遇知音

初上抗日战场，凸显特有的能力与魄力。孤军深入晋西南，发动民众抗战，邓小平呕心沥血。跃马挥师上太行，从此刘邓不分家。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一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全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为发动、团结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红军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八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宣告红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邓小平随红军抗日先锋军于2月20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的梁必业回忆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队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东征回师后，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协助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抓红军的政治工作。由于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受过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的工作重担就落到了邓小平肩上。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西南郊卢沟桥畔枪声大作，炮火连天。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中国驻军奋起还击，从此掀起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发出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一般习惯称八路军），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3个师，其中一二九师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为徐向前，政委为张浩，参谋长为倪志亮。

9月5日，朱德总指挥亲率八路军总部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后划入泾阳县）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这一天，秋雨蒙蒙，但八路军将士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整齐，军号嘹亮。誓师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大家跟着朱德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誓词掷地有声，和着秋雨，气壮山河。

誓师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与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骑马离开云阳镇，经过9天的夜宿晓行，过陶池，经登城，穿合阳，于9月15日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县（今韩城市）芝川镇。

芝川镇渡口是陕西段黄河的要津。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不久前都是从这里过河的。邓小平与朱德、任弼时、左权等同坐一条船，他们面拂秋风，迎着翻滚浊浪，东渡入晋，到达山西省荣河县。后在山西曲沃县侯马镇换乘火车北上，于21日抵达太原，驻在成成中学内八路军太原办事处。

到达太原后不久，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已奔赴山西战场的周恩来副主席的住处去，周副主席有要事找他。原来，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把邓小平找去，是要他担任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的八路军代表，以期邓小平排除“左”的干扰，迅速打开山西省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战动总会”是周恩来根据党的进行全民族抗战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来的，于9月20日正式成立。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统一战线的革命组织。

“我们在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刚刚成立了个‘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准备要你出任这个动委会的八路军代表。”一见面，周恩来就对眼前精神饱满、干练潇洒且透着英武之气的邓小平开门见山。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听着，渐渐地明白了，他只觉得身上的热血都往上涌，望着周恩来毅然答复：“请放心，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迁往晋东北五台县南茹村。当邓小平传达消息时，干部、战士的情绪立刻高昂起来。按照中央和周恩来的晋东北民运工作“只动员群众，不干涉（阎锡山的）县政”的指示精神，邓小平明确提出晋东北的工作第一步主要是抓紧区村两级的战动总会的建立，做好实际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在邓小平的部署和领导下，总政治部民运部和战动总会的同志们，分散到各村子中去，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很快在许多村镇成立了战动总会，并组织起一支支人数不等的游击队、义勇军。另外，还动员组织了许多优秀青年参加八路军，为我军及时补充了新的力量。

10月下旬，邓小平率傅钟、陆定一、黄镇及韦国清带领政治部的一些干部及八路军随营学校的三个队共五六百人，开始离开八路军主力部队，从晋东北开赴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负责领导开辟晋西南工作。他们一路撒传单，写标语，搞演讲，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里。

到达汾阳后不久，太原失守。败退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陕军、晋绥军，沿着大路、小路溃逃，搞得人心惶惶。阎锡山也撤走了他在战动总会的干部，带着他们一同进入了吕梁山区。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异常清醒镇定，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他说：国民党扔掉国土，丢下老百姓，抗战的责任在我们肩上。我们要当仁不让，鼓起最大的决心和勇气，站在最前线和日寇拼命，抗战到底。

为了尽量挡住国民党败军入城、进村骚扰群众，邓小平部署战动总会干部在临大道的村头、路口，协助群众设立茶水站、救护站、转运站等安抚败兵士气，运送伤病员，使队伍尽快通过。他还派出宣传干部分散到城镇村子中，进行讲演、张贴标语、揭穿谣言、打击汉奸活动，特别是周密组织转移兵站粮食、棉花，将其运过黄河。

在孝义县（今孝义市）的下堡镇，邓小平成功地领导了平遥、孝义牺盟会进行反逃亡斗争，并以孝义县和平遥县游击队为主组建了“牺盟会晋西游击支队”。这支游击队后来扩大成一个团，编入决死队二纵队建制，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战功。

1938年1月中旬，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张浩因生病回延安治疗，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邓小平出任该师政委一职。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陕北红军一部编成的，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以及5个师直属营、1个教导团，共1.3万余人。邓小平得悉后，奉命离开孝义县下堡镇，策马东上，昼夜兼程，匆匆赶回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部领导听取了邓小平关于孤军深入开辟晋西南的工作汇报后，对他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并向他通报了当前的战局形势，且郑重告诉他中央军委的任命令。

随后，邓小平先坐车后骑马，风餐露宿，开始向一二九师已经开进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出发。1月18日，邓小平一行风尘仆仆赶到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驻地。非常不巧的是，就在邓小平到这里的头一天，由于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刘伯承师长刚好出发到洛阳开会去了。

邓小平早在1931年就认识刘伯承，并对刘伯承有如下评价：“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邓小平和刘伯承同是四川人。当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在四川东部的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降生时，与他相距约400里的开县赵家场张家坝出生的刘伯承，已经长成堂堂的大男孩，即将进入开县高等小学堂读书。他比邓小平早出生12年。

1938年，邓小平、萧克、彭雪枫、朱德、彭德怀（右起）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

遵义会议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共同参加的第一个关系到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伯承第二次出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相似的遭遇、相近的品格情操，使邓小平和刘伯承超越年龄的差异，逐步成为亲密战友。

1月27日，刘伯承一回到河头村，见到新到任的政委邓小平非常激动，张开有力的双臂与其相拥。随后，他热情接待了这位新上任的战友。

从此，这两位叱咤战场的时代伟人，同室运筹，同案布阵，同一个战场，同一条战壕，肩负着同一个历史使命……开始了他们的同生共死、救国救民的战斗生涯。

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梦幻组合”，在素有“天下之脊”之称的太行山区导演了一场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史剧。刘邓连在一起，似乎就是一座巍巍太行山！

邓小平和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同一属相。1938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走到一起，很快成为一对黄金搭档。邓小平视刘伯承为兄长，十分尊敬；刘伯承视邓小平为贤弟，相濡以沫。他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共同撑起了太行山抗战的脊梁。

在太行山抗战的艰苦岁月，邓小平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师长年长体弱，师部要特别注意照顾，有事要多找我和参谋长；刘师长是我们的“军神”，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邓政委的。邓小平说过，他与刘伯承之间“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又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1938年，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和“朱毛”合称一样不可分割的还有“刘邓”，他们携手并肩打造了“刘邓大军”这一威名赫赫的“铁军”。正如曾担任新华社鄂豫皖野战分社社长的李普所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山高势险，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1937年到1945年，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就战斗在这里。刘邓精诚合作，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到任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熟悉了一二九师的情况，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2月4日，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在辽县召开。刘伯承非常尊重新来的政委邓小平，请他主持会议。会上，刘伯承作了太原失守以来军事工作报告。邓小平则针对当前部队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实行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打仗特点，使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加深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方针的理解。

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的指挥下，很快地实现了战略转变。在一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来犯之敌的同时，一面抽调了大批干部和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被很快地发动起来，新的抗日政权也建立起来了。

1938年2月，日寇集中3万余人，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依然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为了打击入侵的日寇，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适当集中，向正太线娘子关出击，寻机歼敌。

当得知正太路东段井陉西南20多里的旧关据点驻有日军200多人，且属井陉警备队管辖时，刘邓决定采取“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以第七六九团袭击旧关，吸引井陉日军警备队出援，而以三八六旅两个团设伏于井陉至旧关间的长生口附近，将援敌歼于途中。2月22日凌晨，第七六九团发起攻击，突入旧关，井陉日军果然中计，由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亲率快速部队200多人，分乘8辆汽车向旧关驰援，途经长生口时遭到三八六旅的突然袭击。在遭到意想不到的猛烈打击下，日军惊惶失措，狼狈逃窜。经过5个小时激战，八路军歼敌130多人，击毁汽车5辆，随后乘胜攻入井陉。

长生口战斗后，刘邓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率主力回师晋东南，在邯（郸）长（治）公路以北集结，伺机打击邯长公路上的日军，以破坏日军第一〇八师团西进的补给线，策应晋西八路军主力作战。在这里，刘邓再次决定运用“吸引援敌”的战术，佯攻黎城，引诱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岭予以伏击。3月16日凌晨4时，战斗打响，战事进展一如刘邓之部署。黎城日军被袭，潞城的日军一〇八师团和十六师团的两支部队共1500余人即行出援，乖乖地钻进了刘邓为他们准备的口袋。我军三面出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经两小时激战，除百余敌人逃脱外，余皆被歼，还缴获枪支骡马数百，战果显赫。死里逃生的败军之将也不得不承认，神头岭战斗体现了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3月中旬，一二九师侦察科获取日军情报：入侵华北的日军正向晋南、晋西南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后方运输线十分繁忙。针对这一情报，刘伯承立即与邓小平政委和徐向前副师长商议对策。经过对各方情报综合分析，同时根据“在敌后迅速广泛开展游击战，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歼敌”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日军正利用邯长公路为主要运输线向黄河沿岸加紧进攻。为了牵制敌人的这一行动，有必要在邯长公路上再狠狠教训鬼子一次，以怯其胆。而且，他们议定，这一仗位置选在山西省黎城县东阳关与河北省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这里是日军后方交通线上的要地，公路南边大山林立，尽是悬崖陡壁，奇绝险峻，公路北侧沟壑纵横，隔河山地徐缓而上，进可攻，退可守，是伏击战的好“地利”。且日军运输队由长治出发，山路颠簸，至此行经百十余里，已经不胜疲惫，八路军突然出击，必使其猝不及防。

3月31日上午8点30分，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森木及山田两个汽车中队的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开来。徐向前当即通过野战电话与邓小平通报有关情况。9点左右，日军完全进入八路军伏击区，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仓皇失措，汽车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人混乱之际，埋伏一夜的战士犹如猛虎下山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中途埋伏的八路军打了回去。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歼灭日军400多人，烧毁汽车180辆，并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

一二九师在正太路、邯长公路上的三战三捷，歼敌2000人，使华北日军感到极大的不安。为驱逐和消灭晋东南的八路军部队，解除后方的威胁，日军于4月初纠集3万多人，南自邯长公路，北自正太路，西自同蒲路，东自平汉路，分九路对太行山根据地和一二九师大举围攻，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将八路军围歼在辽县、武乡、榆社地区。八路军总部针对日军进攻的企图和部署，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钳制各路日军，集中主力击破敌一路于运动之中，以打破敌人的围攻。

当日军从东、西、南、北四面开始进犯时，刘邓奉命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向辽县以南转移至日军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后又进至蟠龙镇以东的石门村一带隐蔽待机。这时，南面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由襄垣、和顺和沁县分左右两路进犯，窜入辽县、武乡，其中左路日军第一一七联队3000多人于4月13日进占榆社。刘邓根据这一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消灭这路孤军深入之敌。4月15日，一二九师主力由石门村以东地区西进，急行军百余里，于傍晚赶到武乡西北的西黄岩、马牧地区，绕到了第一一七联队的左翼。日军因寻找八路军主力扑空，加之一路上不时受到八路军袭扰，惶恐不安，遂放弃武乡、榆社，沿浊漳河两岸向襄垣方面退却。刘伯承、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行平行追击。

16日晨，部队经过9个小时猛追，终于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附近追上了日军。这时，日军第一一七联队的先头部队已走过长乐村，大队人马辎重正向长乐村开进。一二九师等部不失歼敌良机，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运用各种武器狠狠打击日军。本来就处于惊慌之中的日军，遭到突然打击后乱作一团，豕突狼奔，伤亡惨重。一二九师等部乘敌混乱之际，迅猛冲上公路，左刺右砍，杀得日军人仰马翻，一下子将狭窄河谷里的1500多名日军分割成几段。被围日军拼死顽抗，向河两岸高地疯狂反扑，妄想冲出重围。已经走过长乐村的日军先头部队，集中千余人掉头来解救其被围部队。一二九师阻击部队浴血奋战，顽强抗击敌回援部队。同时，一二九师主力反复冲杀，战至下午3时，将河谷里的敌人大部消灭。这时，发现从辽县、蟠龙方面来了千余名日军增援，刘邓认为全部消灭敌军已无把握，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果断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防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立即撤出战场。

长乐村之战，八路军共消灭敌人2200余人，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日军受此打击，被迫回撤。八路军则乘胜追击，到4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连续收复辽县等19座县城。从此，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一二九师所控制，并成为向平原发展的可靠基地。

4月下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关于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指示，决定由副师长徐向前率一二九师平汉路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一部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在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只要坚决按中央的方针去办，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就能够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现平原大发展的目标。

在徐向前率部挺进冀南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率师部及三八六旅进至冀西邢台一带，掩护徐向前部东进。尔后刘、邓指挥部队频繁破击平汉铁路，并以主要精力指导冀西、冀南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8月，邓小平奉命离开冀南，到达八路军总部，不久转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临行前，邓小平紧握着刘伯承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千言万语凝结在那双有力的大手上，直到刘伯承连连催他上马，邓小平才吐出4个字：“师长保重！”于是上马挥鞭……

在延安，邓小平出席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六中全会总结了全国性抗战15个月以来的工作经验，分析了抗战形势及发展趋势，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举行期间（9月29日至11月6日），日军相继攻占武汉、广州，并逐渐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回过头来对付抗日根据地，华北地区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10月中旬，当获悉华北日军将要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邓小平急忙从延安致电刘伯承、徐向前，就冀南反“扫荡”准备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刘伯承在太行山上亲拟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他的建议。

刘伯承与邓小平相互间是非常尊重的。在重大问题和要事的处理上，从不独断专行，总是经过商量之后才以两人的名义往下布置。而在两人分开、不能面商时，则以函电的方式交换意见。

1938年年底，邓小平从延安返回冀南，并在南宫附近的老虎张庄召开了一二九师军政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对敌斗争方针。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冀南的斗争形势，决定师主力进至冀南，依靠群众，依托乡村，巩固冀南、鲁西北平原根据地。

1939年7月初，日军集中5万多人的重兵，采取稳步推进的方针，对太行山区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企图围歼一二九师主力，打通白晋路及临汾经屯留、黎城至邯郸的公路，将根据地分割成“田”字形状。面对日军的九路围攻，刘邓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避敌锋芒，退出城镇，分散游击，待敌深入后，将其分割聚歼。激战逾月，大小战斗70余次，歼敌伪军2000多人，粉碎了日军大“扫荡”。

8月间，邓小平奉命再次离开太行山，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9月初返回太行山。

10月初，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并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当时抗战处于相持阶段的特点，指出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倾向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危险，强调党在相持阶段的三大任务。他的报告，使全师将士增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积极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开展工作，准备迎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12月初，刘邓利用华北日军换防、兵力减少的有利时机，指挥一二九师进行了邯长战役。经过近20天的激烈战斗，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地，粉碎了日军分割太行山根据地的企图。

1940年初，日军强迫中国民夫在冀南大筑公路干线和支线，在太行、太岳修筑铁路，在平汉线西侧增筑公路和据点，企图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便于其分区反复“扫荡”，达到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的目的。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眼就识破了日寇的阴谋诡计，先后召开师党委会和干部会议进行研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反击。

刘伯承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意思。”他边说边比画，“作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这就像一个‘囚笼’！如果我们不能打败敌人，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对！这正是敌人的致命弱点！”邓小平把话接过来，“敌人不是想以铁路为柱吗？我们就再来它几次大规模的破击铁路战斗，把它的铁路搞得支离破碎，那时候我们可就成了‘笼子’里窜出来的老虎了，要吃人喽！”

从此，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在刘邓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破路斗争。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主，配合各个兄弟部队，并动员了铁路、公路沿线成千上万的民兵、地方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对白晋线、平汉线、德石线以及邯长公路等，展开总破袭。拆轨、炸桥、挖路、攻击铁车，使敌人赖以立脚生存的一条条交通大动脉修不胜修，防不胜防，像一条条气息奄奄的蟒蛇，完全陷于瘫痪。

邓小平作战斗动员

“破坏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让敌人用脚跟我们赛跑。”“收回一根铁轨等于缴获一挺机关枪。”“让敌人用牛、用驴子去搬运炮弹、炸药、飞机、大炮。”这一过程中，有很多形象、鲜明、生动的动员口号直接出自刘邓，有的是政治工作者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编出来的。

1940年5月，在破袭白晋铁路的战役中，刘邓指挥部队在南北长达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展开了全面的破路行动，共歼敌350多人，破坏铁路50多公里，毁坏大小桥梁50多座，并解救了被敌关押的1000多名修路民工。接着，又于6月中旬进行武（安）沙（河）战役，共歼敌700多人，破坏铁路、公路各一段，打通了太行至冀南的交通联系。这期间，小的破坏交通战斗则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

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我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华北敌占交通枢纽和各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役，即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三个半月的时间里，经过两个战役阶段和反击日军报复“扫荡”的作战，八路军投入兵力105个团、20余万人，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人、伪军5000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桥梁隧道260多处。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与其他兄弟部队并肩战斗，在破击和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总计破坏铁路240余公里、公路500余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529次，一度收复县城9座，毙伤日伪军7500余名。

这期间，刘邓亲临战斗一线，实施战场指挥。他们时而翻越太行山，时而行军数十里。有一天，敌人的飞机投下的炸弹打到了他们所住的山洞门口，刘邓出来看了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起程又走。危情一过，安营扎寨，邓小平就又召集开会，作报告，讲局势，讲政策。

“太行山双雄”邓小平和刘伯承从全面抗战初期开辟太行山根据地开始，共事达13年之久，并肩战斗，共同导演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战争活剧。他们共享战争胜利的喜悦，一同感受战斗失利的郁闷。思想上的认识一致，感情上的异常融洽，工作上的配合默契，使他们结下了一往情深、牢不可破的友谊。在许多老百姓心目中，刘邓就是一个人。

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摩擦封锁，百年不遇的灾荒，使抗日根据地空前困难。于是，一面精兵简政，一面整风固政权；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生产自救。

1942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可谓到了最严峻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接连不断地、残酷地进行“扫荡”、吞食，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生活、生产条件被破坏，抗日根据地在缩小。接着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降临到根据地，骄阳如火，焦土生烟，庄稼歉收，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尔后，水灾、雹灾接连而来，真是祸不单行，天灾在许多地区反复交错发生。

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一方面借口抗日救国，拼命搜刮民财；一方面从1940年以后又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军火、军粮、服装、医药等的补给。加上日军的经济封锁，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和整个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经济财政一无所进，几乎陷入绝境。老百姓一天吃不上半斤粮，只得用糠皮、树皮、小蓟菜、槐树叶、大麻叶等充饥，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掺进饭里填肚子，生活处于极度困苦之中。灾情遍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6个专区中的4个，亟待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全区人口的23%。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7万多人，需要安置。

面对空前的经济困难、生存困难，毛泽东早在1938年12月就提出：“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中共中央也发话了：“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作出坚定的回答：勒紧裤带，团结奋斗，共渡难关，争取胜利！

在一二九师直属队及新一旅、三八五旅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上，刘伯承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邓小平接着讲了话。邓小平动情地告诫全体指战员，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加上其他天灾人祸，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困难。我们部队的日子也够苦的了，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就应特别关心人民的疾苦，尽量减轻人民对抗日的负担。我们厉行精兵简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一些，变得更结实一些，就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只要我们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渡过难关，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邓小平指出，减轻人民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精兵简政，二是机关部队本身厉行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

会后，邓小平亲自带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组，从赤岸出发，深入到武安、沙河一带的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具体指导精简工作。一二九师和晋冀豫边区前后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精简之后，一二九师直属队从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各军分区与新一旅、三八五旅共减少156个伙食单位。

在精简的同时，实行了严格的节约措施。根据师部命令，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1.5斤分期减到1斤（16两），地方武装由1斤减为15两，机关人员由1斤减为13两。从战士到师、旅干部，每月只发1.5元到5元的津贴费。按当时物价，1.5元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粮食不够吃，就采集野菜、树叶补充，整天吃拌菜的“和子饭”。即使吃这个也不能吃饱，因此一些单位流行着“一碗平，二碗尖……”的盛饭经验，后来这些单位改为由大师傅统一掌勺，不让自己盛饭了。刘伯承、邓小平也和大家一样节约用粮，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揩大食堂的油。

一天，邓小平来到沙河县（今沙河市）独立营检查工作。独立营的司务长听说邓政委来了，心想，怎么也不能让级别这么高的首长同他们一起吃小米野菜吧！可是他到食堂一看，一点白面也没有，仅有的就是两袋小米和刚刚挖来的几筐野菜。他东奔西跑，东借西借，终于借到一些白面，为首长做了一碗面条。当司务长高高兴兴地把一碗煮好的面条送到营部时，邓小平立即皱起了眉头，拍了拍司务长的肩膀说：“同志，你让我搞特殊化哟，要不得！要不得！快把这碗面送给重伤员吧。我自己到食堂去吃。”说着，邓小平走到一连伙房，这时饭已开过，小米野菜饭已吃完，炊事员正在铲锅巴，陪同的干部很不好意思地要领邓小平到二连去吃。邓小平却说：“不必了，小米加步枪是我们的革命传统，我就吃点小米锅巴吧！”他边说边拿起一块锅巴嚼了起来。

由于救灾，部队1943年的冬装到入冬时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了，就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就找草木灰和树根、槐花染色，不会剪裁，就请有经验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刘伯承、邓小平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有一回，供给处的同志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棉军衣，却被他们坚决退回，并严肃指出：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新棉衣穿在身上，我们暖和了，可战士们的心凉了。

知情人都知道，邓小平带头在办公室支起了纺车，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摇动纺车，在阵阵嗡嗡声中，抽出缕缕白丝。他还手拿纱锭和参谋人员观摩比较。第一次纺线时，他接不上线头，后来学会了接线头，但抽出的白线又是疙疙瘩瘩，粗细不匀。邓小平一遍又一遍地学呀、纺呀，两条腿都盘坐僵了，还不肯放下手上的摇把。

“快看，快看！成功了，成功了！”忽然，邓小平高兴地大声叫喊起来。他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摇动纺车，一只手捉着线头抽出白白的又细又长的线，直到手快扯到背后，才又小心翼翼倒摇着纺车，把细细的棉线缠在线轴上。就这样不停地一抽一送，一送一抽，接连抽送了几个来回，既没有断线，也没有出现线疙瘩。“谁说当兵的只会打仗？八路军的男子汉也能织布纺棉。”邓小平在女同志面前证明了一个真理：事在人为！

邓小平一边号召部队节约度荒，吃饭定量，并带头坚持每顿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省下粮食送给赤岸村贫穷多病的人家，一边带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自救。一天清晨，在村边的沿河沙滩上，出现了七八名衣着整齐的军人，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提着箩筐，有说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是他俩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乱石滩包片开荒垦地。正在沙滩上劳动的群众，没想到师首长在百忙中还来垦荒。邓小平和刘伯承脱掉外衣，穿着粗布衬衣挥锹掘土，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当天下午，邓小平又带着大批战士来到这里热火朝天地劳动，还虚心地向老农请教。

1943年9月21日，在河北涉县的一个村庄里，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邓小平站在主席台上，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清瘦的脸上双眼炯炯有神。看着台下的指战员军装破旧、身体瘦弱，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是呀，在这艰难的岁月，战士们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常常得饿着肚子去行军打仗。

尽管当时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制定了发展生产的计划，要求旅以上干部每人每年生产收入达到100元，团以下每人60元，但是也有一些人反对部队搞生产，“本位主义”“资本主义”“富农思想”等一批帽子也在太行山上飞舞。邓小平不怕这些，在这次会上，他明确指出：“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很快，各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邓小平以身作则，走在前面，他和其他领导干部一起开荒、担肥、下种，还特意请了一个老农作技术指导。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带动下，太行各部队1943年共种地10.1万多亩，其中垦荒地81000多亩；总收入1500万元以上，其中农副业收入占77%。各单位的经费、吃菜全部自给，粮食自给一至三个月，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在“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邓小平亲手向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品有奖章、农具和奖金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雄郝二蛮各得到一头牛的奖励。他们把披红挂花的牛牵回自己家中时，一路上领受了许多羡慕的目光。

当日寇未灭、旱灾连年、生产自救刚刚让人们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之时，一场毁灭性的蝗灾突然袭来。无穷无尽的蝗虫，飞过来遮天蔽日，落下来盖地无边。太行地区46%的地方受灾严重，受害庄稼达60万亩，其中被吃得颗粒无收的有24万亩。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了！

当时，一二九师有位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参加革命的农业专家张克威。于是，大家把灭蝗的希望寄托在张克威身上。张克威的确也想了许多办法，最后提出用白糖加药物灭蝗的措施。用白糖加药物灭蝗，办法好则好，效果也不错，可连粗糠拌野菜都吃不上、吃不饱的根据地军民，上哪里去找那么多的白糖呢？这办法自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

邓小平倡议用土方法灭蝗：“用手打，来个群众性的灭蝗运动！”他亲临灭蝗现场，党政军各级都成立了“除蝗指挥部”。数十万人开始行动，有用火烧的，用水淹的，用土埋的，更多的则是用锹拍、用树枝抽、用鞋底搓、用双手捉……大家日夜轮番围歼。还有人发明了吃蝗，说“吃蝗虫不但可以解饥，它还是高蛋白养料”。于是，一场蝗吃粮、人吃蝗的人蝗大战，就这样在太行山展开。

八路军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之所以能够挺过重重难关，之所以能够粉碎日寇无数次的“围剿”与“扫荡”，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夺取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其中有一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证，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说，进而又提出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反对“党八股”形式主义以整顿文风。此后，整风学习运动在全党逐步开展起来。

作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领导了该根据地党的整风运动。邓小平指出，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坚定，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他主张把整风运动在晋冀鲁豫4个区上下全面推开，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抗灾救灾开展生产自救，一面开展整风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整风运动中同时进行了审干工作，邓小平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审干工作中一些地区出现的过“左”的做法。邓小平每到一地视察工作，都反复告诫大家，首先领导同志头脑要清醒，要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克服官僚主义和对同志、对党不负责任的态度。

当时的一些同志回忆说，太行军民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挺得住，挺得过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整风运动加强了军民战斗力；太行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深入指导，及时纠偏。

窑洞婚宴上，邓小平豪饮而不醉。总算有了一个家，尽管这个家仍然居无定所。战火中，一家五口难得见上一面。

入秋的延安，微风已带来丝丝凉意。夜晚，月色如水银泻地，洒在延河，洒在清凉山，洒在宝塔山。

军号的声音在远山回荡，这是催促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尽早入睡的号声。然而，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正在举行一次特殊的聚餐。

这是1939年9月的一天。两对新人在这里举行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海关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和许明。

毛泽东、刘少奇来了，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来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也来了。

1939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结为夫妇。这是他们与孔原、许明夫妇的合影

曾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的邓发亲自掌勺。他曾经在轮船上当过厨师，手艺还不错，但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甚至连普通的鸡鸭鱼肉都少得可怜。但宾客们情绪很高。当天下午，他们就推着两对新人照了合影，这张照片今天还能看到，没有婚纱，更没有化妆，邓小平难得地面露微笑，卓琳倒显得有点严肃。

这年8月，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相识。后来，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自从结识了卓琳，邓小平便经常约这位姑娘到延河边散步、聊天。开始，他俩作为朋友，谈得很开心，很投缘。邓小平不多说话，有情人相会，语言有时显得多余。有时问问她是怎么来到延安的，卓琳便滔滔不绝地向他“汇报”起她的“转战生涯”。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同样充满曲折且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一方的工商名绅家庭，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后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加入北伐军滇军部队。在广州期间，一度发了财、做了官，于是写信让老家的亲人到广州。不到10岁的卓琳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最后到了广州。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被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思想，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到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她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1936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定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过近4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1938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卓琳”。

开始散步时，邓小平和卓琳还有点拘谨，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卓琳终于大胆地挽住了邓小平的胳膊。打这以后，延河边的黄昏便似乎愈来愈甜蜜了，愈来愈温馨了。河滩上，留下了他们长长的身影和深深的脚印……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卓琳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自己已经23岁了。于是对自己说，算了吧，凑合吧，再说他还很优秀的。

喜酒喝得十分酣畅，战友们为邓小平高兴。尽管是木板搭成的桌子，尽管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尽管赴宴者衣服上还打着补丁，连新郎新娘也不例外，但窑洞婚礼的气氛热闹异常。那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战士，一杯接一杯地灌新郎喝酒。他们群起而攻，目标明确，轮番劝饮，硬是把孔原灌了个酩酊大醉。邓小平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酒量，有劝必喝，竟然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反倒把劝酒的都一个个喝得败下阵去。那些参加婚宴的夫人们，无不惊奇“小平的酒量真大”！

其实，也是那些劝酒的人先输一筹，他们就没想想，邓小平哪有这么豪饮而不醉的酒量；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也未必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后来，张闻天把老底抖开，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帮了他大忙，他们专门弄了一瓶白开水充酒，两人各执一瓶，一左一右，一真一假，为大家斟酒，才救了老朋友的场。而邓小平居然配合默契，未露破绽。

这次婚礼，凡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都参加了，邓小平和卓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与夫人邓颖超未能光临。此前不久，周恩来在河边骑马，江青突然骑马挥鞭疾驰而来，惊了周恩来的马，他摔坏了一条胳膊，此时正在苏联养伤。

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简朴而别致，他们的新婚蜜月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心系太行，惦念着刘伯承师长和一二九师全体将士，牵挂着根据地反“扫荡”的进展。思归心切，几天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卓琳告别了延安，东上太行。

卓琳自跟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到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被安排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八路军总部虽说是机关，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时常要接受枪林弹雨的考验。但她毫不畏惧地跟机关和部队一起行军、转战、反“扫荡”。

1940年，邓小平所在的太行区被日本侵略军多次“围剿”，处境艰难。这时候，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来到了邓小平身边一起工作、生活、战斗。尽管他们长年行军打仗，反“扫荡”，时分时聚；尽管他们只能有一个“居无定所之家”、一个“前线战地之家”，但总归是夫妻得以团聚，如影随形，可以相互关照，相互体贴，亦自有一种“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情趣。

百团大战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即率一二九师南进太行山涉县，将师部驻扎在涉县境内的大山里一个叫赤岸的村子，而且一住下来就是5年。邓小平与卓琳便在赤岸这个山环水抱的小山村，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温馨的战地之家。师部就设在赤岸村半山腰一座小庙里。邓小平与卓琳的家就安在这小庙隔壁的一个小财主住过的院子里。所谓的家，也只有一张笨木桌子，一张木板搭起的比单人床略宽一些的双人床和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品。

邓小平与卓琳在太行山

1941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有了他们第一个爱情的结晶——女儿邓林。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卓琳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可爱的小宝贝。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卓琳要经常跑“扫荡”，行军打仗，再带个孩子实在不容易，大人受累不说，孩子也跟着遭罪。那年月，正是太行山大饥荒，部队生活比老百姓的生活好不了多少。于是，卓琳与邓小平一商量，把孩子送到附近一个老乡家里寄养。后来，又转托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的夫人陈书莲带往延安，送进延安保育院……

1944年4月，邓小平与卓琳喜得一子。邓小平建议起名“太行”，以纪念太行山斗争。卓琳不太同意，因为刘伯承的儿子早几年已取用此名。就这样，孩子两岁时，还唤作“胖胖”，没有正名。一天，卓琳笑着对刘伯承说：“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师长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就给起个名字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道：“那好！”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着“朴实方正”4个大字的素笺取来，说：“我刚才写了这4个字，我看胖胖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邓小平夫妇听后同声叫好，长子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1945年，邓小平夫妇抱着邓朴方、邓林与刘伯承一家合影

卓琳和邓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过了5年的艰苦岁月。5年里，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亲相爱，并先后生了3个儿女。这3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卓琳只得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自己随部队行军、转移。

直至抗战结束，1945年12月，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卓琳才将3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全家5口人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是有了3个孩子以来，全家第一次团聚。

用党的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工作，一切都为了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去，迎接最后的胜利。

从1941年3月开始，日军连续推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加紧蚕食，增筑公路、碉堡和封锁沟墙，步步向根据地中心进逼。为打破这一严重局面，邓小平于4月底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要求党政军民努力建设与发展地方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这年春夏，太行、太岳军区都组织了不少游击集团，参战人数3.3万多人，作战500多次，毙、伤、俘敌707人，缴获枪、炮（弹药）3000多支（发），破坏公路50多公里。接着，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部队进行了邢（台）、沙（河）、永（年）等反“扫荡”战役，给日军以重大杀伤。

1942年2月3日，日军开始了“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发动对太行、太岳、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游击集团奋力反“扫荡”，利用根据地有利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狠狠地打击进攻根据地的日军。日军此次“扫荡”因兵少地宽，遭到抗日军民的英勇打击，以伤亡3000多人的损失宣告失败。

这年五六间，日军又进行“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并采用“集中兵力，辗转扫荡”的战法，对太行、太岳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来势凶猛，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此时，邓小平已去中条山检查工作，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连续作战20天，歼敌200余人，截回了一批被敌掠夺的物资，迫敌抽出大批兵力掩护车队，阻滞了其“扫荡”步伐。

1942年3月19日，已是深夜，刘伯承还坐在赤岸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室，一会儿静静地看书，一会儿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出神，并且不时掏出怀表看看，或者也不抬头也不转身问声几点了。

昏黄的煤油灯冒着细细的青烟，散发着呛嗓子的煤油味，让两个参谋直想打瞌睡，但看到师长毫无休息的意思，他们也只好硬撑着一双沉重的眼皮候着，一会儿就得拨拨灯头上红红的灯花。

“哦，12点了，应当到了什么地方呢？……从黎城西井，翻一架大山，到武乡洪水……若从洪水出发，快一点，不会出什么问题，或该到了沁县……该通过了白晋线！……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刘伯承自言自语，使得一个打盹的年轻参谋一激灵站起来，以为师长又让他去机要科看有没有电报来：“是，师长，译电室说没有邓政委的电报。”旁边那个中年参谋捂了嘴暗暗笑他。

只见刘伯承在作战室内走来走去，心事重重。这位中年参谋壮着胆子说：“师长，天不早了，你还是去休息吧，一有电报我们就给你送过去。”刘伯承抬头看了看他们，说：“你们轮流去睡吧，不要都在这儿熬着，我还不困。”说着，他把手伸到木炭盆上烤了烤，捧起一本书，坐在灯前看起来。

邓小平是3月13日率七七二团出发的，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先到太岳军区去检查建党、建军、建政与反“扫荡”工作情况，然后再从太岳区转道中条山视察。往太岳军区所在的沁源县去，途中要通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特别要穿过敌占区的白晋线。所以刘伯承一直牵挂着邓小平的安全。今夜过白晋线就是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一段路了，刘伯承虽然知道邓小平有与敌人周旋的丰富经验，可毕竟是带着一个团的人马，目标太大了，万一被敌人发觉，难免要发生一场恶战……

卓琳与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也放心不下，一连来司令部问过两遍，都没有新的消息。刘伯承劝说她们放心去休息，自己却放心不下，心想着一旦通过白晋线，邓小平一定会有电报来的。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得真慢，夜里12点过去了，没有什么消息。刘伯承索性叫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在作战室一边等电报，一边替他们值班。他一口气看完了大半本书，还不见消息递过来，心越发悬了起来。于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便披了大衣，去敲机要科的门。

也真巧，刘伯承刚走进机要科不一会儿，就有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发来的电报。刘伯承立在译电员身边，看着译电员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译，有时译电员还没译出来，他就猜出下一个是什么字，一连猜了好几个字，都猜得非常准确。译电员全部译完了，只见刘伯承慢慢直起腰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疲倦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放心的微笑。这时，他才放心回去休息，并托汪荣华转告卓琳。

邓小平到达太岳后，听取了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的工作汇报，并在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县的阎寨村召集连以上干部讲话。不久，因侵占了浮（山）翼（城）地区的阎锡山部队配合日寇继续向八路军进犯，便由邓小平统一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队一旅、二一二旅等部，于4月15至16日进行了浮翼自卫反击战。

5月中旬，邓小平一行前往中条山一带新开辟的晋豫抗日根据地。在这里，邓小平作了重要指示：一、工作的基本环节是要各方面大力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隐蔽地积蓄力量。二、发展力量是各方面的，包括统战力量及争取可变的顽固分子、争取伪军组织在内。但是，诸力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武装力量。三、首先建立政权，以政权的组织形式，便于开展各项工作。四、发展力量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要把大刀阔斧和一点一滴的作风有机结合起来，把党政军民各方有机地配合起来，抓住中心，扎实苦干。根据这些指示，中条区党委、晋豫联办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根据地逐步由游击性阶段走向巩固发展阶段。

9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并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任书记，领导晋豫、冀南、太岳、太行4个区党委的工作。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的身份在涉县温村组织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扭转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问题。邓小平主持会议并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937—1942年五年来晋冀鲁豫边区的工作，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在报告中，他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根据地建设和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极大丰富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理论。在他看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除了具备一定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还“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又是互相配合的，其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温村会议结束后，太行、太岳、冀南等军区遵照会议精神和邓小平的指示，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初步扭转了主要依托根据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

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太行分局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原太行分局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八路军总部由武军寺村进驻麻田。彭德怀、刘伯承等一批高级将领在党中央安排下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此，39岁的邓小平在太行山独立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尽管几十年后，邓小平回首往事，在回答女儿的问题“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时，曾经淡淡一笑，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岂知“吃苦”两个字，包含了伟人多少奋斗的足迹，多么博大的情怀！可以说，太行这段经历，是邓小平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主要阶段，他在太行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政权、群众组织诸多工作的历练中，作为一个政治家渐渐走向成熟。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驻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只坚持了一个多月，豫西大部地区即陷入敌手。5月以后，日军向湘桂进攻，在豫西只留下一个师团，仅控制陇海铁路的某些交通要地及其附近县城。7月，邓小平专门召见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传达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提出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支队”，并要求迅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

7月20日，邓小平在宣布豫西抗日支队领导人任命会上，就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困难、条件、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介绍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40万大军不战而溃，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日军就侵占了38座县城，而不可能控制广大乡村，这就为我们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8月中旬，邓小平在左权县麻田镇见到了豫西抗日支队副政委并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听取有关支队组建、渡河准备等情况的汇报。当郭林祥把支队组建、日伪军河防部署、渡河方案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后，邓小平走到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前，与郭林祥一起仔细研究渡河方案，选定了渡河地点。然后，他坐下来对郭林祥说，驻守河南的过去是汤恩伯、胡宗南的部队，在今年四五月间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战自溃，一部分部队逃进了深山，一部分部队被老百姓缴了械。豫西现在的情况非常混乱。你们过了河怎么站住脚，靠什么开辟根据地呢？光靠打仗是不行的。你们必须依靠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能站稳脚跟，开展工作。仗也是要打的，但一定要打得巧。仗不在打，打则必胜。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也是瞧不起的。只要你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定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打一点胜仗，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就一定能扩大武装政权，开辟根据地。

9月22日，豫西抗日独立第一支队两个团1000多人，在皮定均、郭林祥等率领下，从豫北济源县（今济源市）西南蓼坞渡过黄河进入豫西。不久，邓小平又派两个支队挺进豫西，开展敌后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开创了豫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在邓小平和北方局的领导下，至1944年底，晋冀鲁豫军民艰苦斗争，共拔除敌据点千余处，收复县城11座，光复国土6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00多万，把许多被日伪军分割的小块游击区变成了大块根据地。

到1945年，八路军加强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晋冀鲁豫边区从1月16日攻击大名城开始，先后进行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和南乐战役。道清战役经过3个阶段的作战，攻克敌据点7处，控制了原武、阳武两城以外的2000多平方公里地区，共歼日伪军2500多人，解放人口75万，建立了获嘉、武陟、修武等4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豫北战役攻克敌据点40多处，歼日伪军近3000人，收复沁源、阳城、晋城、安泽等地。南乐战役解放村镇200多处，收复南乐、新河、南宫等县城，歼日伪军3400多人。经过1945年的春季和夏季攻势，晋冀鲁豫根据地更加巩固，抗日胜利的曙光已经到来。

这年6月中旬，邓小平离开太行山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党的七大上，41岁的邓小平已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当时，在太行山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专电，在对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表示祝贺的同时，要他赶赴延安出席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太行歼击日伪军的战绩，当然他一直心系太行，还经常和刘伯承一起研究部署晋冀鲁豫边区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于9日出兵百万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当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全面的进攻。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一场历时整整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伟大胜利。

这时，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80多座城市，拥有2400万人口，军队发展到30余万人。这支“刘邓大军”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将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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